生长在毛泽东时代的人都曾经听过这样的口号：“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称之为“两不怕”，我们这些长在红旗下的人都把它奉为自己行为的准则。
上小学时，明明是过着食不饱腹的日子（大家都是吃供应粮，粗粮多细粮少，每人每月一斤肉），却还要定期给人们吃忆苦饭。所谓“忆苦饭”，就是把加工完豆腐的豆腐渣捏成团子，蒸熟了给孩子们吃，美其名曰“不忘阶级苦”。吃完豆腐渣后再发肉包子让孩子们感受新社会的甜。
有的孩子为了表现自己不怕苦，能一次性吃掉六个又苦又涩的豆腐渣团子，家长在后面使劲拉还拉不住；到了发肉包子时，这个孩子便一口都吃不下了。
小时候最大的愿望是能有很多零钱，有了这些零钱就可以买到很多的“果干”，可以吃个尽兴。市场上的东西很便宜，大家手里都没钱；有些人家月薪30元要养五六口人，孩子们都又黑又瘦。我们家工资比较宽裕，可是妈妈却很节俭，工作要向最高标准的人看齐，生活要向最低标准的人看齐（这个话好像也是某位领导人说过的）。
妈妈每月只拿出很少的工资来吃饭，正发育身体的孩子们就开始犯馋了。我记得曾经尝遍田里路边所有能吃的植物了：有酸溜溜辣麻麻面果果榆钱钱高粱美美（高粱有病害后长出的黑色粉末）等等，都成了我和小伙伴们的美食。在帮家里打醋的路上，每个人都有喝掉半瓶醋的经历。
有些胆大的男孩子就逮了麻雀烧熟吃来解馋，哥哥也曾经给过我一只烧熟的麻雀，黑乎乎的看不出哪里有肉，我拿在手里翻来覆去地看了半天也不敢去吃，就这样错失了一次吃肉的机会。
文革开始后不久，父亲的工资停发了，本来就节俭的家庭就愈发困难了——仅有的一点肉也要留给关在黑屋子的父亲吃——我每次送饭时是绝不会偷吃的。小学生们都要排练“忠字舞”，那时是没有吃早饭这个概念的。跳一上午“忠字舞”是很耗费体力的，中午回家要靠同学的一块水果糖含在嘴里才能走回去。
再后来，就是同辈人一起饿肚子的时候了。插队的生活大家都体验过，吃的猪狗食干的是最苦重的活；谁也不敢叫苦，因为我们受的教育就是“两不怕”；命都豁出去了，谁还敢喊饿？
我们这代人有很多都是在四五十岁时挂掉的，大多数是因为心脏病，大概就和当年的不要命的劳作有关系吧。
在那个时代还吹嘘某位英雄如何为了工作牺牲自己的年幼的孩子，还作为楷模号召大家学习。现在看来这样的行为无异于春秋时期的易牙。
据说易牙为了满足桓公的欲望，将自己的三岁儿子蒸了献给了桓公吃，桓公认为他对自己忠心耿耿，于是提拔重用了易牙，易牙便成为宠臣。后来大臣管仲生病，齐桓公前去探望，并问管仲：“君将何以教我？”仲曰：“君勿近易牙和竖刁”。桓公说：“易牙烹子飨我，还不能信任吗？”管仲说“人无不爱其子，自己的儿子尚且不爱，焉能爱君？”
其实，有些所谓的“苦”不必刻意追求，它也未必能够锤炼所谓的意志；一个人连自己的身体都不懂得珍惜，又如何去关心他人？一个人连自己的孩子都不爱，又如何能推己及人，爱普天下的人？
因此，刻意地去追求苦难，只能把自己塑造成一个虚伪的人，也无异于春秋时期的易牙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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