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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存乃人之所欲,而少数关键人物也总被希望在关键时刻发挥关键性的作用,古今中外皆然。
寡头铁律
相较于多数动物在外部生理结构上的弱势,以及由此引发的生存危机,或许是人类选择群居生活的重要因素之一。
无论如何,随着群居生活内涵的复杂,特别是定居性社会形态的出现,人类非常有必要制度化去处理彼此间的互动关系(尽管永远难以理想化),“制度设计”也将不断因应新的生活需求而作出调整与修正。
问题是:
制度出现后,应该如何运作?
前面我们提到的“政治阶层现象”,就是指负有领导职责的绝非一个人,必然是“一群人”,这群人组成的团队即是一般所谓的“政府”。
值得注意的是,“这群人”的目的是运作制度来满足大众的普遍需求,但是尽管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欲求,也希望都能够被满足,绝大多数人因为受限于知识或者思考层次(后者尤为重要)与日常生活的环境背景(可能仅仅熟悉自己的职业或不具备更宽广的视野),而缺乏成为“那群人”的资格。
结果就是如Robert Michels的“寡头铁律”所描述的,
政治永远被少数人控制,只是少数精英在玩的游戏。
此种结果正是前面提到过的角色分化现象。
进一步来说,
这些精英究竟如何脱颖而出呢?
从“主观-客观”与“个人-社会”两个复合层面来观察。
在客观层次方面,拥有机会去运作制度的精英,必须具备智识与领导能力等突出的个人特质。
其中智识未必指的是学历之类的教育程度,而是理解社会生活各个层面的常识,至于所谓领导才能,除了一般的组织与处理问题的能力外,拥有韦伯所提出的“领袖魅力”(某种无法形容但足以让人心悦诚服的英雄气质)也必须考虑。
如果精英能够符合核心文化或者所谓主流意识形态(也就是人们在某一时期所凝聚的共识)的话,当然更容易被大多数人所接受。
在主观层次方面,如果仅仅具备应具有的技能与资源,但如果他并没有去担任职务的意愿,也不可能掌握操控制度的权力。
不管是军事、政治、经济或宗教性机构,由于社会事务总得通过制度执行并落实,个人获得权力往往也是因为他占据了重要的位置,这也是为何有人位高权轻”(政治地位高,但没有实际负责的工作),有人却位低权重(例如皇帝身边的近臣)的缘故。
如Gaetano Mosca所言:
在所有社会当中(无论极落后与极少见到文明曙光的社会,还是最先进且最为强势的社会),永远会出现两个阶级,那就是统治阶级与被统治阶级;前一阶级总是人数较少,既行使所有政治功能,也垄断权力并享受着因此而得到的利益,后一阶级则虽然人数众多,却始终受到前一阶级的指挥控制。
这句话道尽了人类自从创造制度迄今的真实面貌。
还有两个现象必须强调。
首先,现代社会事务复杂而且多元化,官僚组织体系也跟着不断膨胀,使得所谓广义精英也就越多,事实上也导致许多人(公务员)虽然在政府,但未必拥有令人瞩目的权力。
其次,尽管“少数统治”一直是个无可否认的政治现实,但未必因为不符合民主政治的多数统治原则而带来政治上的不稳定。
政治制度能否稳定运作,是和统治阶级能否取得“正当性”,也就是人民服从统治的心理接受程度相关。
正当性问题
谁来统治严格来说并不重要,重要的是统治者能否反映并满足社会的需求。
但残酷的现实是,在漫长历史当中更常看到的是一大堆未必符合条件的野心家占据了舞台的绝大部分,不仅为人类的政治史带来蒙昧黑暗的一面,也让多数人对所谓政治过程留下负面丑陋的印象。
在真实的历史中,精英逐渐和人群脱节开,他们甚至自我建构起一个具有相同心理基础的“社会阶级”(贵族)。
除了彼此接纳并信任自己创造的互动模式外,还经常联姻通婚,希望通过生理与社会关系来巩固这个小圈子。
更关键的问题出现了,
就算是精英都想要保护自我地位,人民怎么容得下他们乱搞呢?
第一个理由还是来自人民自己。
不合格的精英之所以能够滥竽充数,是由于一般民众的三个心理特征所造成的。
首先,人民在能力上(或者至少是意愿)就和这批人存在着差距,结果绝大多数人在可忍受(通常很大)的范围内秉持着得过且过的保守心态,让政客们得以利用这种心理弱点继续玩弄政治。
其次,从理性上说,尽管人民希望政府满足他们的需求,但需求的充分满足都需要一定时间,于是在政客“再给我一点时间”的“合理诉求”下,落实政策的时间差也就成为他们摆弄民众耐心的惯用手法。
最后,如果出现了具有“领袖魅力”的政治人物(其实这种魅力经常也是来自人为创造,特别是在现代传播媒体发达后,更使得政客习惯在镜头前扮演荧幕英雄),他们就更顺理成章地利用民众盲目崇拜偶像的心理,将后者操纵于鼓掌之上。
所以,当我们对政治不满是,首先应反省的是自己。
而通过创造意识形态来获得正当性,是精英们最常用的方法。
所谓意识形态(事实上是种心理催眠过程)经常包含三个要素:
首先是对未来的期望与憧憬,例如天朝意象或者“XX万岁”;
其次是合理化精英取得政治权力地位的途径,例如“君权神授”或“万世一系”等没有科学根据的说法;
最后则是用以解释精英为什么要做出这些政策。
第二点是最重要的一项。
从历史变迁过程来看,由于人类必须不断应对同类的挑战(就是所谓的战争),因此,
拥有“作战技能”是精英首先获得政治地位的原因,时至今日都还是如此。
过去的开国君主,都是因为在战争中累积魅力而获得地位。
但“马上得天下”未必能“马上治天下”,因此具备更缜密组织能力的文人很快便取代军人成为精英的主要来源。
下一个挑战便接踵而来,由于某些人私心自用或确实存在某种社会共识的缘故,“终身制”甚至是“世袭制”的现象也跟着出现。
相对于比较理性一点的终身制(希望有能力者继续在位),作为君权时代心理基础的世袭制,是影响人类最重要的一种意识形态。
世袭制是终身制的扩大与延续,这种政治制度无视可能存在其他同样也有(甚至更有)能力的人,给予特定某个人无限机会,又通过对其能力的吹嘘或其功绩的怀念,使人们相信他的儿子可能是最佳接班人,世袭制度也就跟着出现了。
这不过是对世袭制的理性解释,因为历史上无能或者暴虐的君主比比皆是,但贵族专制政体还是延续了几千年之久,甚至到了民主时代,子承父业甚至代夫出征的政治家族仍然俯视可见。
究其原因,还是得回到人民的容忍性上来。
相对于世袭传统权威,韦伯提出了目前被普遍接受的“合法理性”型正当来源。
也就是在正式宪法的约束下,通常由人民直接或间接选择(投票)的途径,使政客们得以在一定期间内(就是任期内)获得并且维持他们的政治地位。
值得注意的是:
首先,即便通过民主程序获得合法权力地位的政客,他们能脱颖而出也经常因为其个人魅力或家族政治力量的支持,因此未必如想象中那么理性。
其次,也更为重要,如何合法理性地选择领袖根本不是一般人最关切的问题,相对而言,这些被选出来的精英能否满足人民的需求才是关键。
证据就在眼前,就算是由民主体制选出来的领袖,不符合条件的野心家也到处都是。
权力:政治的副产品
政治精英带来的麻烦最重要的一条就是:
永无休止的权力争夺。
什么是权力?
现实层面来说,权力看不到摸不着,像空气一样。
韦伯把它诠释成:
权力是一个人活一群人在某些社会行动中,“甚至在不顾其他参与者进行抵抗的情况下,实现自己意志的可能性”。
就是以满足一己私欲为前提,让其他人做自己希望他们做的事情,并防止所有人做自己不喜欢的事情的一种能力。
权力有两个重要特征:
强制与垄断。
前者指强迫别人做事的能力,后者则是希望只有自己拥有这种能力。
追溯出现权力现象的第一个原因,必须回到资源稀少性的问题。正是因为资源稀少,冲突难免,为了争取对稀少资源的绝对控制,以获得生存保障,权力关系也就跟着出现了。
从这个角度,权力关系由两段行为共同组成:
首先通过诸如战争等手段实施强迫的过程,其次是多数人默认领袖具有垄断性地位的心理过程;总之,目的是取得对分配资源的优先或者独占性发言权。
值得注意的是,权力关系也可能来自某些生物性本能。
只要是具有群居倾向的动物,其内部大多数都存在一种“统治服从关系”,而且每个群体都有自己的固定地盘;于是,争夺首领地位(通常在雄性动物间)与抢夺地盘便成为经常可以看到的自然现象。
相对于多数动物的目的只在保卫既有地盘,人类却希望不断且几乎无限地扩张领土范围,结果就是,
威胁人类生存的最主要原因,其实并非来自掠食性动物的侵犯或者自然资源稀少的特征,而是人类之间几近恐怖的同类相残。
政治上的权力关系未必总是这么可怕,特别是在当代一些比较民主的国家,因为政治斗争失败以至于被抄家灭族的可能性不高,但是这并不是说政客们不继续斗争了,只是形式不同。
大体来说,政客们拥有的权力分成“强制性权力”与“象征性权力”。
前者利用物理制裁或者暴力威胁手段,让受影响者为避免痛苦而干脆服从的力量,其形式包括刑罚、禁锢、流放、死亡威胁或其他类似手段;总之,目的是为了建立没有人反抗的一种稳定状态。
后者则是通过社会规范(例如父权社会与家长政治)与意识形态(例如“天无二日、民无二主”等君权概念)特别是某种阶级观念的建立,让人们不仅养成自愿服从的习惯,甚至心底下也承认政客们确实因其贡献而“高人一等”,从而让这种权力关系变得更为巩固。
对于政客们来说,象征性权力的重要性远远高于强制性权力,理由是:
位居权力金字塔上层的政客或精英,其实只占人群的一小部分,在未必能满足社会需求的情况下,长期用强制手段压制人民的结果,终将不断累积阶级冲突能量,最后可能被迫面临反噬的命运;
相对地,如果能通过意识形态来产生催眠效果,可以兵不血刃便收到服从的效果,何乐而不为。
值得注意的是:
政客们不仅通过复杂的意识形态来进行说服与控制,更常运用的是威望性仪式或排场手段,来塑造政客高人一等的权力形象,以便无需强制便可得到心悦诚服的结果。
真命天子抑或公仆
如果政客们比起一般人民更具有争夺权力的意愿和能量,以及政客们一旦获得地位必将无所不用其极地捍卫其权力等现象,都视为必然结果的话,那么人民岂非永世不得翻身,只能一路悲到底吗?
回溯人类历史发展来得到一点信心。
人类政治制度的发展历程大约经过四个阶段:
力权、神权、君权与民权。
在第一个最原始的阶段,人类必须不断应付自然界甚至同类的生存挑战,因此拥有蛮力、胆识与作战技能者脱颖而出,成为部落首脑。
但随着人类思考能力与文明程度的不断演进,社会复杂性与人类对自然力量的恐惧使得某些宗教的想法逐渐形成,人们一方面相信有更高级但不可见的力量存在,同时相信与这种力量解除的密切程度将是能否生存的关键之一。
由此,那些自称或者果真拥有与这股力量接触特质的人便成为关键人物(一般被称为祭司);人类不仅给予祭司相当重要的政治与社会地位,还为宗教目的而建起了许多宏伟壮丽的建筑物,甚至一度将社会生活的许多重要层面(例如何时播种、如何进行惩罚与是否出征作战等)交给宗教仪式来解决。
但这股力量毕竟有两大缺陷:
首先能够接触这股力量的超能者太少了,以至因为民智渐开而降低可信度,而且即便有人接触到这股力量并发出“神谕”,结果也不尽如人意。
在“靠神还不如靠自己”的暗示下,自然人便逐步取代无形力量成为统治的主体。
值得注意的是,刚进入君权时期的人们不仅还算理性,也颇有民主的味道,他们对君主的选择不仅强调“推举”程序(特别在游牧部落)与真正具有于社会有贡献的能力,同时没有世袭制度,甚至还有一定时间的任期限制。
“人治”原则确立后,权力游戏也就开始了。
首先出现的是终身制,然后是世袭制。
当然,通过集体催眠使得大家相信没有更好人才,以至取得不断执政正当性的终身制度,以及通过基因筛检建立“一家一姓天下”的世袭制度,都不能满足政客们的权力欲望。
因为不管是终身还是世袭制,都是欺骗大众、让人们以为只有他们才能满足社会需求的政治结果,一旦需求未能被真正满足,其权力基础也将受到威胁。
为了建立更稳固的权力基础,政客们进一步发明了“君权神授”学说,强调他们之所以能够受人供养,并不是因为具备什么能力或人民觉得非他们不可,而是老天爷的意思,即他们拥有所谓“天命”。
但是君权的理论发展实在远远背离人类所以选择群居并创造制度的理性,因此反动(农民起义或者革命)偶尔出现也就可以想见。
君权的发展让我们了解到意识形态力量的强大,因为如此明显不理性的政治制度,居然占据人类历史很长一段时间。其后,一直等到欧洲因为出现早期资本关系,使得人民逐渐获得知识与经济等足以和君权抗衡的力量后,人民在思想层次上才又重回政治中心位置。
补充说明的是:
首先,人类政治制度的四个发展阶段是一种概括的说法,世界各地人类发展的速度不一样,当前就是存在着民主、半民主、君权、君主立宪等多种例证。
其次,更需要重视的是制度演进的原因。不仅社会是基于人类经验需求而出现的产物,政治制度更是如此。
制度能否长治久安的关键在于它能否有效响应社会需求。因此随着人类需求的增加(因为社会文明不断进步的结果)与智识能力的普遍提升(即拥有判断制度能否应付自己需求的基础要求),制度当然也得跟着日新月异。
当人类发现(自觉意识提升)无形力量不可靠,但需求又无法解决,自然会舍弃神权而就君权。
同样,当人们无法继续忍受贵族的荒淫自私,同时培养出敢于挑战现状的勇气后,绝对王权的想法也就成为过眼云烟。
尽管人类在社会发展过程中确实需要制度与引导来完成自己的希望和目标,而富有冲劲同时更处心积虑的政客,往往也得以通过这种社会集体需求来满足其权力欲望,但事实上,他们永远只是人群的一小部分而已。
民众在人数上的绝对优势与政客有赖于人民协助以完成其权力目标的现实,让民众拥有了反制的力量。
非独立行为能力者请勿入内。本文纯属一个毫无远见和真才实学的小小房地产行业HR从业者的愚昧见解,仅供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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