托比对世界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他想要了解它，他想要了解那些在不同地方的人，他想要通过一封封信连接他们。最终，这个孩子成功了。在六岁生日来临前，托比给193个国家寄去了自己一字一字写出来的信，并都收到了回信。几乎就在同时，美国作家塔那西斯·科茨也在构思一封信，一封写给自己十五岁儿子的信。信在科茨和儿子之间绝非嘘寒问暖或者释疑解惑，更像是一根脐带，一根连接他们父子与自己的黑人祖先的脐带，里面流淌的除了血脉，还有灵魂。
一封信写好了，科茨又写了第二封信，第三封信。信的行文是私人叙事，但内容却涉及政治与法律的议题，比如谁是人民的问题，以及黑人的身份认同的问题。科茨从美国建国史以及黑奴的历史讲起，四百年时间的重量，让这三封“家书”成为一部“身份政治”的力作。科茨充满文学性的语言并非为了遗忘与和解，他想唤醒黑人的种族意识，他告诉黑人精英们别再“自以为是白人”，他甚至告诉自己的儿子：“作为一个黑人，你在这个国家注定就是低（白）人一等的。”
上面的故事来自两本书，一本是收录托比数十封信的《亲爱的世界，你好呀》，一本是收录科茨写给儿子三封长信的《在世界与我之间》。这是两本不一样的书，但都是关于信的书，前者是一个孩子写给全世界，后者是一个父亲写给他的孩子，或者说写给他自己。这两本书关乎两个维度，一个是空间（世界），一个是时间（历史）。
天真无邪的托比想伸出双臂，给世界一个大大的拥抱。而科茨则告诉儿子：“在世界与你之间隔着一个种族主义的屏障，使你无法尽情地拥抱世界、享受世界呈现给你的全部可能性。”我忽然有了一个奇妙的想法：能否让托比和科茨相互写一封信？如果可行，从他们的信中我们应该可以读出——这个世界会好吗？——这个命题的答案。
《在世界与我之间》的第一封信结尾，科茨写给儿子：“你每天早上醒来，必须认识到没有什么承诺牢不可破，甚至早上可以醒来这件事本身也不确定。这不是绝望。”这，简直就是存在主义的行为准则。想起之前读君特·菲加尔编的《海德格尔与荣格通信集》，荣格给海德格尔去信，引用了一段里瓦格尔的话：“时间是持驻的。时间是河流的堤岸，我们在这堤岸之间掠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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