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了深入地了解大宪章，不只需要英国的历史还需要欧洲大陆的历史，就让我们简略浏览一番大宪章前这段欧洲历史，大致知道为什么教皇，教庭能够与世俗的国王分庭抗礼，为什么教皇英诺森三世在迫使约翰王签署大宪章的过程中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大宪章这段历史其实起因就在于教皇与英国国王的授圣职权力之争，约翰王不服从英诺森三世的圣喻，不接受英诺森三世委派的坎特伯雷大主教朗诺，于是英诺森就宣布剥夺约翰王的王位，并鼓动其他诸侯进攻约翰王，将他彻底赶下王位，没有英诺森三世的这番前奏，也就未必有后来的大宪章。
我们知道为了抵御蛮族的入侵，罗马帝国皇帝君士坦丁大帝在帝国东方另建奢华、气派的新都君士坦丁堡，并将大批的贵族，主教，学者等精英迁往东方，此时帝国的西方在他眼里是枚弃子，只是作为战略防御之地用于抵消蛮族的入侵，对东方起到缓冲屏障的作用，这里将作为主战场消耗蛮族的力量，以免他所在的东方直接面对蛮族的冲击。作为一枚弃子当然随时准备放弃，他留给西方的是一个破败的罗马城，经常被蛮族铁蹄蹂躏的意大利，渐无人烟的莱茵河西岸，以及日渐荒凉的高卢，英格兰，这就是奥古斯丁悲叹的山河破碎的景象。罗马城虽然已经破败，但仍然是当时世界最大的城市，仍然给人富庶之城的印象，它易攻难守，经常被蛮族围攻试图洗劫城中财富。当帝国的官员纷纷逃往东方或者乡下而帝国的军队已经毫无战斗力时，罗马城主要由当时尚不敢称教皇的罗马主教组织防御，抵御蛮族的进攻，他同时也维持城内秩序，审理各种民事刑事案件。其实当时在帝国的西方，不只是罗马城如此，意大利及高卢等地的其他城市也是如此，城中的主教们承担起防务与维持治安的重任，初始时，主教们没有任何功利的想法，只是本着基督教的兄弟之爱尽量减轻人们的苦难，承担起乱世中无人愿意承担的防务与维持治安重责。和平年代，防务与维持治安可以带来丰厚的外快，可是在乱世，防务与维持治安意谓着随时可能失去生命，大家避之唯恐不及。可是谁也没想到是，由此而建立了另一个世界，一个前所未有的世界，一个逃避到东方的君士坦丁大帝永远想象不出的世界，这些主教们建立了一个庞大的基督教帝国。很多人以为教皇，教庭是以精神权威与国王的世俗权威分庭抗礼，其实这种想法绝对是错误的，因为无论是随后东罗马（拜占庭帝国）的基督教，还是东方中国的佛教、道教，同为宗教，同为精神权威，但是他们的影响力与西方的基督教不可同日而语，根本就无法真正制约国王。只有在西方的基督教，以这种乱世中勇于担当而建立起无可争议的世俗权威的基础上，才可能形成对世俗国王真正的制约。
以上是其一，其二同样关键，其二是，依据圣经中凯撒的归凯撒，耶稣的归耶稣政教分离的原则，教会掌管着精神之剑，国王掌管着世俗之剑，这就是基督教世界的二头蛇理论，指的是基督教世界类似于拥有一个身体二个头的蛇，这二个头即相互竞争，又互相帮助，只有二个头意见一致身子才能行动，这个比喻非常形象生动地描述了基督教世界的政治制度。而且在中世纪一般情况下认为精神之剑统领着世俗之剑，而教会就等同于教皇，教庭，虽然基督教世界有二个头，但是教皇，教庭这个头是大于世俗国王的。中世纪教皇，教庭牢牢掌握着圣经的解释权，只有教皇，教庭认可的教士才可能理解圣经，而俗人是领会不了圣经真义的。天主教会至今仍然坚持只有神父才有圣经解释权，俗人不得解经，可以看出这是教会的权力，教皇，教庭权威的基础，精神之剑的剑把。通过圣经解释权，教皇，教庭可以决定着你是否是一名基督徒，而在当时这是一个普通人在社会立足的基础，你若不是基督徒，将被视为异类，在社会中寸步难行。通过圣经解释权，教皇，教庭制定基督徒遵守的行为准则，道德规范，如果你违反这些规范准则，可以将你逐出教会甚至对整个国家绝罚。其实所有这些就是为了基督徒最为关心的一件事，能否死后获得救赎进入天堂，教皇，教庭就等于把守在天堂大门口，决定你是否能够进入天堂，甚至还可以将你打入地狱。简单说就是，俗人要想获得救赎进入天堂必须经过教会许可，所以在宗教气氛深厚，虔诚的中世纪大多数人认为教皇，教庭的精神之剑大于世俗的世俗之剑。
其三，基督教会及基督徒践行兄弟之爱及只有爱才能见到上帝，只有爱才能进入天堂这些教义，他们无所不在的教堂，修道院创办了无所不在的慈善机构，孤儿院，看护所，养老院，教会医院等，为孤儿，寡妇，老人提供大量的福利，这与东方社会的溺婴，弃婴，虐待老人有着天渊之别。这些慈善机构是一个无比强大的力量，可以想象离开这些慈善机构基督教的影响力必然大打折扣，爱永远都有着至高无上的力量。基督教会还将兄弟之爱引入最为残酷的战争中，这听起来有点矛盾，只能说是人类社会的一种悲哀与无奈。基督教会的想法是，虽然无法避免战争，但是力争将战争的危害降至最低。所以他们特别强调战场救护，当时交战双方都默认不得阻止教士，修士对伤员的救护，“我们虽然无法阻止战争，但是却可以将战争带来的死亡降至最低。”可以想象这些伟大而又无奈悲壮的教士，修士对交战双方灵魂的冲击。这些兄弟之爱也为基督教赢得广泛的道义基础，加重了对王权制约的力量，在任何情况下国王都不得不倾听教皇，教庭，教会的声音，因为他们代表着人间正道，良心正义。
其四，我们知道战争对生命财产的破坏极大，给整个人类社会带来毁灭性的影响，基督教世界除了战场救护外，还采用其他一些措施将战争的危害性降至最低。我们通过《Henry2AMedievalSoldierat1147-1189》（暂译名《亨利二世一个中世纪的战士在1147-1189》）这本书略微了解一些中世纪战争的情况，亨利二世是安茹王朝之后金雀花王朝的第一个皇帝，他的一生激烈慷慨，四处征伐，代表了英格兰在大宪章前那段最为动荡不安的岁月。亨利二世一生打过几十场战役，但是从未打过大仗，所以很多历史学家并不承认他是军事家。难得有几次双方各纠集了几千人的军队准备大战一场，但是由于种种原因最后都不了了之。一次是因为基督教会的调解，教会并不希望这些英格兰贵族将生命财力消耗在内战上，他们更希望将这些用在十字军东征上，总是倾尽全力调解每一场可能的大战。一次是双方的军队，也就是封臣们罢战，他们原本就相互熟悉，当然不愿意无缘无故地拼命厮杀，随便牺牲自己的性命。一次是通过单挑的方式，就是由双方各选一名武士，通过他们的比武决定战争的胜负。从上面这些战例也就可以知道，为什么英国自大宪章后罕有大战的原因了，因为最为动荡的大宪章前岁月都罕有大战发生，就更不要说之后和平，安逸的年代了，由此也可见浸润了兄弟之爱的英伦三岛的土壤是宽厚、仁爱的。亨利二世进行得最多的就是城堡攻防战，也就是几十人之间的小型战争，这也是中世纪战争的一个特点，而且针对这种城堡攻防战，基督教世界制定了一些战争准则，鼓励有条件投降而不是造成大量伤亡的强攻，大致就是攻守双方约定，在规定的时间内，比如十天，如果没有援军到来，那么守军就必须投降，如果有援军前来救援，那么攻方必须撤出围攻，这种战法也就杜绝了中国兵书中的围城打援或者里外夹击，尽量减小伤亡。
基督教世界还制定其他一些的战争准则，双方在这些战争准则的基础上进行战争，尽量文明、理性，降低战争的烈度。例如，一般战争都发生在双方人数相当的情况下，然后一声号令，双方由重骑兵带头互相冲锋，战争主要以俘虏敌人交换赎金而不是以杀敌为主，由于重骑兵的赎金最重，双方都尽量将对方重骑兵拍下马来，生擒活捉，用来换取优厚的赎金。这种战法在基督教世界可以实行，但是与异教的战争中却只能带来惨败，因为对方并不遵守这些规则。十字军东征时最初几次与阿拉伯人的大战因此而吃大亏，阿拉伯人并不跟十字军对冲，而是佯退在崎岖路段设伏，然后用箭，驽，石头等攻击十字军，造成十字军惨败。一千年左右欧洲的重骑兵已经使用板甲，板甲由铸造而成浑然一体，刀剑很难穿透，而当中国的军队只是使用鳞甲，鳞甲由小片护甲穿制刀剑很容易刺穿，双方差距显著。于是有人认为，如果十字军入侵中国必将大败中国军队，其实这种设想是大错特错的，中国人的计谋天下无敌，十字军这种遵循基督教世界战争规则的死板打法，只能使他们在中国招致全军覆灭的命运，从三国时代诸葛亮设伏烧死藤甲兵所使用的战法，就可知十字军在中国可能的悲惨结局。
其五，传说圣彼得曾经担任罗马城主教，这是一个无上的荣誉，罗马城主教因而有着巨大的声望。君士坦丁将首都迁往君士坦丁堡后，罗马主教逐渐成为西方基督教世界的实际领袖，慢慢地被尊为教皇，也诞生了教庭这一教皇的行政机构，对西方基督教世界发号施令。不自然而然中，由教庭衍生出一个全欧洲的最高法院，由教皇担任最高审判长，由红衣主教担任审判长，审理全欧洲各种重大政治，经济，民事纠纷，不仅为维护整个欧洲社会的稳定，而且还输入了兄弟之爱，不作伪证这些基督教的价值观以及条理清晰，逻辑分明，可操作性强的教会法，在整个欧洲形成一种依靠法律解决纠纷的法制传统。想想春秋战国的中国由于最高法庭周天子的嬴弱，法律形同虚设，诸侯间随时随地都可能爆发一场战争，就可以知道这个无意中形成的欧洲最高法庭对欧洲的和平作出了多少贡献。
于是西方的基督教以乱世中勇于担当而建立起的无可争议的世俗权威，加上它原本的精神权威，对兄弟之爱的践行，遍地的教堂，修道院，使徒圣彼得曾是罗马城主教这样的荣耀，建立起一个以罗马主教—教皇为核心，以他的宫庭—教庭为行政机构的宠大的基督教帝国，这个是前所未有的跨民族与语言的世界性精神帝国。因而教皇，教庭有着无上的权威，任何一个国王接任王位或者篡夺的王位需要正名时都必须经教皇或者大主教主持加冕礼，他们针对国王个人可以行使逐出教会这种最严历处罚方式，甚至可以对整个国家进行绝罚，暂停所有基督教仪式。于是西方基督教世界就形成特有的二头蛇式的政教分离，精神之剑与世俗之剑相互制约，教皇与国王相互制衡，教皇因而有足够的力量与世俗国王分庭抗礼，有效地制约王权，使王权不敢胡作非为，使欧洲基督教世界形成一种宽厚，仁爱的大环境。但是这些可以解释教皇英诺森三世在大宪章形成中的重要作用，却仍然无法解释为什么大宪章只产生在英国，而不是欧洲其他地方？
约一千年前能够产生大宪章是一件很奇怪的事，因为即使是一千年后的今天许多国家依然无法如当年的英国一般以文明、理性的方式协商解决冲突，依然经常使用暴力，武力作为解决手段。有人说大宪章是基督教二头蛇理论，精神之剑与物质之剑互相牵制，制衡的结果，可是靠近罗马的意大利，德国，法国离精神之剑最近，也是精神之剑威力最大的地方，大宪章理应产生于这里地方，可是恰恰相反，大宪章却是产生于远离罗马的英伦三岛。也有人说大宪章是封建社会的结晶，可法国同样是封建社会，而且还是封建社会的鼻祖，可就是无法产生大宪章，最后还进入绝对君主制社会。在法国我们可以看到很少召开三级议会，国王与诸侯之间的协商也经常无果，最终还是以国王讨伐诸侯，或者几个诸侯联合逼迫国王的方式来解决冲突，虽然战争并不激烈，血腥，只是点到有止，但是经常的兴师动众，对百姓而言绝不是什么好事。而同样是封建社会的德国更是诸侯林立，他们之间的战争虽然同样不激烈，血腥，可是在这种动荡不安的社会下百姓生活难言幸福。
产生大宪章在中国人眼里更是无法想象的事，“天无二日，国无二君”，“为什么你能当国王，我就不能，彼将取而代也”，“成才王侯败者寇”等等，中国人从来就没有大家签订一份共同遵守的契约的想法。而唯独在英伦三岛能够产生大宪章，并形成稳定的议会制一直延续至今，除上面提到的基督教世界的五点特质这些大环境因素外，不得不承认英伦三岛本身具有一些独特原因才得以产生大宪章。这也是我们前面五章一直讨论的内容，这也是我在这五章着墨了二十几万字的原因，就是为了说明为什么大宪章诞生于英伦三岛而不是其他地方，我在前三章通过对比论述了只有建立在信仰之上的美德才是稳固的，可靠的，只能通过建立在信仰之上的兄弟之爱，人类才可能进入一个文明程度很高的社会。而后二章论述了，自圣保罗等使徒来到英伦三岛建立原初的使徒教会后，基督教在英伦三岛迅猛发展，整个社会越来越基督教化，而最重要的是整个社会还带有使徒教会特有的，自由、平等的因素。特别是中世纪遍地修道院的浸染，滋润，整个英伦三岛浸透了兄弟之爱，兄弟之爱渗透进这片土壤的每一个毛孔，慢慢地改变了这片土地的养分地力，一个充满爱心的地方自然会以文明、理性的方式解决冲突，而且同样重要的是，修道院同样带着自由，平等的珍贵种子，在这些特殊环境下产生大宪章也就是顺理成章的事。说到这里想到山上的竹林，在种植的头四年这些竹子只长出四厘米，可是在看不见的地下它们的根却蔓延了几百米，在四年后的某一天，它们可以在一个星期内长到15米，成为参天大竹。英国社会也就如同竹林一般厚积而薄发，在头一个千年里不显山不露水，只是默默地基督教化，成长，遍地原初使徒教会，修道院的浸染、渗透，兄弟之爱一直在整个社会蔓延、滋润，终于有一天大爆发形成大宪章，一个全新的社会由此而诞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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