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我凝视一个陶瓷咖啡杯时，我意识到脆弱性有一个非常简单的定义，由此带出一个非常简单和实用的启发法：一项发现越是简单和明显，我们就越不容易通过复杂的方法将其弄明白。
最关键的是，我们只能通过实践来揭示其意义。我感觉滚轮旅行箱就是对我们最大的嘲讽。有多少类似的简单、平凡的启发法正在那儿看着我们和嘲笑我们？
在我们生活中会看到太多这样的问题，明明你可以很简单，但是你把它搞得很复杂。
正如我们在前面所看到的泰勒斯的故事和轮子的故事，反脆弱性（多亏了试错的不对称效应）可以取代智慧，但某些智慧还是必要的。
从我们对理性的讨论中可以看到，我们需要的只是有能力认识到我们当前掌握的优于过去所掌握的，换句话说，就是能够认识到选择权的存在（或者像生意人那样说的“行使选择权”，即充分利用比过去更优的、有价值的替代方案，并从中获利，这是唯一需要理性发挥作用的部分）。
我们看到了轮子的发明及其应用之间的时差，医学研究人员往往称这种滞后为“转换时滞”，即正式发现和首次应用之间的时间差，它在很大程度上是人们过度关注噪声以及学术兴趣导致的，孔托普洛斯–约安尼季斯和她的同行们已经发现，现在，这种时间差正在拉长。
历史学家戴维·伍顿提到，在发现细菌消毒法与将细菌视为致病原因之间间隔2个世纪之久，细菌导致腐败的理论发现和消毒法的发明之间存在30年的时间间隔，而消毒法的诞 生和药物治疗的出现之间也有60年的时间间隔。
你明明可以这样说，但你非得那样说，选择权你有，但是你并不会选择。
在医学界的黑暗时代，医生曾经非常依赖于一些天真的理性主义想法，比如必须平衡身
体的体液，疾病被认为源于某些不平衡，根据这些想法所衍生出的一系列治疗方法被认为是恢复身体平衡的必要手段。
你也许会预期关于体液平衡的理论和相关做法应该已经消失 。
然而，人们却继续关注精气和体液，医生继续开出静脉抽血（放血术）、灌肠剂（对此 我不想多作解释）、泥糊剂（在发炎的组织上敷上一块潮湿的面包或麦片粥）等药方，如此又延续了几个世纪，直到巴斯德研究所，提出证据表明细菌是导致这些感染性疾病的罪魁祸首。
作为一个怀疑经验主义者，我不认为抵制新技术必然是非理性的行为：如果你认为我们对事物的看法不完整，那么静待时间的验证也许是一个有效的方法。这就是自然主义的风险管理法。
然而，如果旧的技术不仅不自然，而且明显有害，或者向新技术转换（比如带滚轮的旅行箱）显然能消除旧技术的副作用，那么死守着过时的技术就是彻底的非理性了。
很多人都跟不上形式，都到了智能化时代了，但太多的人还生活在过去。比如互联网出现的时候，有多少人不用互联网，但后面慢慢的都用了，现在人工智能出现，又有多少人抵制人工智能。
拒绝推陈出新是一种彻头彻尾的无能和犯罪（因为我一直认为，消除一些非自然的东西从长期来看没有副作用，它通常能使我们免受医源性损伤）。
就像九型人格，对于我们生活和事业应用那么重要，已经2500年了，但人们应用却那么 差，这就是脆弱，很多时候我们都有一种感觉，这个太好了，太正确了，但你没有任何办法，干着急。
很多人说我想挽回，让家庭，亲密关系更好，但我们告诉你要了解性格，但你就是不去了解，从这个角度讲，那真的是无能和犯罪，你的夫妻关系不好，明明学了这些和非暴力沟通你可以去用，但你就是不去用。
我不认为抗拒这些发现的应用是明智的；或者用某种难以言传的智慧和风险管理态度来诠释这种抗拒，这显然是错误的。
比如血管spa，你去问医生，他告诉你这是不可能的，他自己都抗拒，所以就是这么个道理。
它解释了为什么长期以来专业人员都缺乏英雄主义，而显得分外懦弱：很少有人愿意为了改变而危及自己的工作和声誉。
比如身边的人说你，你看怎么这都不懂呀，所以他就抗拒。
生活中你是不是有太多的无奈，很多人说急死我了，比如一个朋友说:“急死我了”，她爸高血压，不能喝酒，医生没说的，她去了解了，营养素能让高血压降低，结果她爸爸就不信，每天还得喝白酒，喝高度的二锅头，营养素就不吃，所以她眼看着她爸爸干着急，导致了现在半身不遂，你明知道是这样的结果，但对方就是不选择，对方是脆弱的。
网友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