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熹在给朝廷的奏章中，忧心仲仲地对孝宗皇帝说：“东南这一小块地方，值得忧虑的事可多着哩！哪里还顾得上北伐抗金，恢复中原？臣劝陛下，先集中力量除尽东南各路小民造反的祸患，镇压暴民比抗金还重要得多。”
孝宗原来就患有“恐金症”，一见到朱熹这套“攘外必先安内”的论调，正合心意，对那些主张抗金的奏章连看都不看了。……
这次，他见自己的门徒也不明事星，居然向他打听什么金兵入侵的事，就毫不客气地把那个门徒训了一顿。训毕，拂袖而起，怒容满面地离开书房，躺在内室生闷气。
猛然，一个门徒慌慌张张地走了进来，报告说：
“先生！刚才听得从临安来的人讲，朝中那些狂安之徒认为：黄河南北的老百姓恨透了金主的暴政，起兵造反的人成千成万，形势对大宋王朝十分有利，奏请皇上收编北边的各路义军，南北夹击，共同抗金。”
朱熹一听这话，急得连声嚷道：
“此事万万行不得！北边的那些什么忠义民军，根本不可靠，他们同南方的暴民一个样，都是一伙犯上作乱的盗贼。朝廷收编这种人，定会触怒金朝，贻患无穷。”
说到这里，他不禁联想到自己的密友张栻当年在宋金边境上的一项“德政”，接着说道：
“当年，敬夫（张栻名）任荆湖北路安抚使时，有一批从北边逃来的亡民，伙同疆界南边的暴民，专向金兵惹事生非。敬夫派人把这批亡民拥送金营，这才免掉一场祸端，连金主都称赞我们南朝有人才。我一定上书皇上：推行我们道学家这一主张。”
门徒退出后，他的小儿子朱在又从外边闯了进来。一进门，就嘟嘟囔囔地说：“爹！现在外面闹得真不象话！”
“出了什么事？”朱熹吃惊地问道。
朱在顺手从腰里掏出一张纸条，递给朱熹：“瞧，有人竟敢把爹比作汉奸秦桧！”
朱熹接过一看，原来是一张揭贴，上面写道：
“陈同甫云：‘论天下之形势，而后知江南之不必忧，和议之不必守，虏人之不足畏，而书生之论不足凭也。’评曰：伟哉！爱国志士之言也。”
“朱元晦云：‘今朝廷之议不是战便是和，不和便战，不知古人不战不和之间亦有个且硬相守底道理……今五、六十年间只以和为可靠……说恢复底都是乱说耳。’评曰：讲守不讲战，实则要投降，乃秦桧之徒也。”
朱熹看后，不由得连打了几个寒战，继而又故作镇定地对他儿子说：“这种谤议，我一生见得多了。看过之后，一笑了之。”
他一边说着，一边把纸条撕得粉碎。接着，又叹了口气，说：“我怎么会同秦桧一个样？早些年，我就称赞过那刺秦桧的施全是个举世难得的忠义之士”。
朱熹知道汉奸秦桧的名声已经很臭，蓄意掩盖他吹捧秦桧、主和投降的罪行。
其实，他对秦桧称颂备至，铁证如山，怎能抵赖得掉？他赞扬秦桧是什么“端人正士”（正人君子)，有“气魄”，有“骨力”。左一个“秦太师”，右一个“秦老”、“秦丞相”，叫得令人肉麻。他甚至散布说：“秦桧被俘时，见女真贵族过着花天酒地的生活，不想打仗，不再南侵了。所以，秦桧回宋以后，主张和谈，并没有什么过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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