毕业后第二年,我被调到县城医院上班。
那时候,条件很苦。刚去那会儿没地方吃没地方住,但每天却要早起晚归的上班。实在没办法,我就在打扫医院卫生的清洁员住的大宿舍里,勉强找了一个角落,暂时安身。由于人员很杂,素质不是太高,宿舍里边很脏,一进门正对着一大堆垃圾,苍蝇蚊子乱飞。对付了差不多有一个月,终于挨到一个医院职工宿舍的床位,搬进去才算安顿下来。
我的生活进入正轨。但每月几百块的工资,生活依然清苦。
记得那是96年的冬天。一天,许久不见的梅,突然找到我的班上,我很惊喜,还来不及寒暄,梅眼里含着泪,红着眼对我说:“我爸住院了,在脑外科,昏迷不醒……,大夫催着手术,要开颅……家里没钱,你能借我点钱吗?”
我连忙说,没问题,我刚发了工资,不过不多,只有500多。
她说够了,家里人已经去亲戚那儿借钱去了,估计差不多了。我急忙请过假,跟着她一起去了脑外病房。
我看到了梅那个瘦的不成样子的酒鬼爸爸,此时躺在床上插着吸氧管昏迷不醒。梅说是喝醉酒被人推了一下,倒在地上,就这样了。说着眼泪又掉下来。我叹口气,安慰她说,既然这样了,先治病要紧,其它事儿以后再说。
梅的爸爸总归还是没挺过来。在花掉了上万元的医药费,于十天后去世了。梅悲痛万分,失魂落魄的回家给老人料理后事。
几个月后,梅过来找我,说是过来还钱。她清瘦了很多,她在家是老大,我能想到她这几个月的操劳。我问她今后有什么打算,她说,文化太低,做不了别的,她在给人一家服装店卖衣服,一个月有几百块的收入,我说不错。又说以后有时间我们经常聚聚。她答应,聊了一会儿就走了。
之后,工作渐渐忙起来,我们见面的机会很少了。
再之后,我恋爱,结婚,生孩子,按照祖辈的约定俗成,中规中矩地走着属于我的路。每天奔波于家庭与工作中。
对于她的牵挂,并着童年的记忆,也慢慢模糊,仿佛成了一个渐行渐远的梦境,与现实逐渐脱离,终于束之高阁,记忆的触角不再去轻易触碰。
近几年,耳边突然有同村同学时不时的提起梅。说她在青岛,发达了,很阔,住很大的房子,开大奔车。但并不是很体面。据说,她傍了一个有钱的老男人。还给人家生了一个儿子,大概有十岁了。
我感觉有些吃惊,但心里一直不愿意相信。总感觉那是别人捕风捉影地瞎说。梅不会的。
直到有一天,我一位同事告诉我,去会馆游泳的时候,遇到一位很漂亮的贵妇,闲聊的时候知道同事在医院工作,就问起我的情况。说跟我是一个村的,小时候很要好。然后就把我的联系方式要去,说要联系我。
我马上想到是梅。过了几天,果然有人加我微信,并调皮地留言道:猜猜我是谁。
我说你是梅。
她很高兴。加上微信后,一条接一条的发消息,兴奋地说着。我回应着她,心里的疑问却愈来愈强烈,我想起 人们的流言蜚语,终于,我问道:梅,这么多年你去哪儿了?……干什么去了?
梅突然停顿下来,良久,回道:若有机会,我们见面聊吧……一言难尽。
我感觉到了她的沉默。心里的疑惑似乎在她情绪的变动中得到印证。谈话就此打住,再也没有聊下去。
因加了微信好友,彼此的朋友圈都能看到。我从梅发的朋友圈一步一步证实,别人所说非虚,一切都是真的。
这年纪,已经知道,人生际遇不同,人生的价值观,也会相应的变化。我们没办法强求别人跟自己一样。
我对第三者没有好感。可很奇怪,我心里并没有因此而讨厌鄙视梅的感觉。只是空落落的,象丢了一件多年珍藏的宝物,一种说不出的失落与惆怅感。
梅可能感应到我对她的反应,再没有主动联系过我。也可能通过我的微信朋友圈,她也意识到,我们两个再也回不到过去了。价值观的不同,即使见面也已没有共同的话题。
正如鲁迅在《故乡》里描绘的那个聪慧、敏捷,心中藏有无数新奇事物的少年闰土,在三十多年后的重逢中,被眼前的现实无情地毁灭,烟消云散;我童年的阿梅,那个温顺、勤劳、懂事,喜欢静静地看小说的梅,也灰飞烟灭,再也无有影踪。只留给我深深的惆怅,久久不能释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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