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次读钱子先生的《劝读论语及论语读法》，相较之前读时更懂其劝读《论语》的真情实意。先生在人生最困难处，仍是想方设法在港办学，希冀能为中国文化留下一湾清流，能中国文化的传播尽己微薄之力。自新文化运动以来，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文化成了障碍中国社会进步发展的罪魁祸首，纷纷被知识分子所遗弃，社会上鲜有人再为儒家文化发声。而在“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钱子仅用一年时间撰成《国史大纲》，希望中国人能再次重新认识自己，重新认识自己祖国的文化。因为他说：“战争是一个总体性的行动，除了物质力，还有文化力、道德力、民族力。”他是从中国的文化读出了中国必胜的原因。而他说的：“今天的中国读书人，应负有两大责任：一是自己读论语，一是劝人读论语”，则是对中国文化生起的温情与敬意，以文化人，才能使人心、社会秩序自洽。即使是我们现在走上了法治的道路，但亦需儒家文化的教化，“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
钱穆先生著作
钱子在劝读论语中，提到读《论语》的方法问题，读《论语》需兼读注疏，考据、义理、辞章，三者不可偏废，在读《论语》中也是需从此三方面用心用力。随后，又一一解释了从考据、义理、辞章三方面来择选相关章节来解读《论语》原文。钱子说：《论语》义理在分别处，亦在会通处。读一章有一章的义理解读和妙用。论语重在践履功夫，但实践必须要有理想，其实就是我们常说的：读书立志。钱子一生多是在战乱中度过，而他在颠沛流离中仍不忘修德习礼，以一种平心静气的态度，以实事求是之心来读《论语》。这从侧面也给我们展现了仁者“颠沛必于是，造次必于是”的坚定和达观。钱子说到自己作新解是“尊朱注而不专守朱注”，如有其他说法胜于朱注解，也会改而从之。新解仿求朱注简明，力求深入浅出，能给初学者一个进入论语世界的门径。
古人常说：“文质彬彬，然后君子”。学习经典的过程，也是变化自己身心、气质的过程。程子说：“如读论语，未读时是此等人，读了后又只是此等人，便是不曾读”。有读了论语直有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者。虽然我们才亲近经典，但经典并未远离我们的生活。朱子在求学于李延平老师处，老师让他寻孔颜乐处，把圣贤经典与生活中相互配合。钱子告诫读者，在读论语时要抓住“吃紧为人”。中国传统重在讲人，是在探寻人与人之间相处的准则。它的最终路径指向的是社会的伦理道德，是从伦理道德处找寻一套使社会正常运转的法则和规律，他关注人，又将人的地位提到很高，甚至与天地的地位相媲美。在钱子谈到朱子注时，朱子曾告诉学生说：“集注添不得一个字，减不得一个字。集注每一个字都如在天平上称过的，孔子怎么说，我怎么注，不轻一点，也不重一点；不高些，不低些。”朱子的学问自信，从其集注中就可窥探一二。而如此之巨著，其用意精微之处，自然遽难通晓。想到老师教到，读论语抓住朱注和钱注比对起来读，不放过一字。再细品朱子对论语注解的评价，才知老师谆谆教诲我们读注不放过丝毫纤维处的良苦用心，读注解是在给自己解经打基础，基础好义理贯通才顺畅。
钱穆先生
从钱子做劝读论语一书，也可发现他不仅只是为劝学，更是为了中国文脉的延续而努力。我国古人一直有劝学的传统，如荀子的《劝学》篇，“学不可以已”；如韩愈的《师说》，希冀弟子能嘉行古道；又如宋濂的《送东阳马生序》勉励学者修习德行等等。劝学无非是包括为什么学、怎么样学、学什么等几个问题，从中也可看出师长对弟子学业的重视和劝勉。而学者之学，并非是为求取功名利禄等外在的物质，更多的是学习修齐治平的人生大道，是求止于至善的大人之学。而从这个层面再反观钱子在开篇提到的读书人负起的两大责任：自己读论语，劝人读论语，是为变化人心、变化气质而言，也是他在弘扬儒学、儒家士文化精神的坚定而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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