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的故事总是以伤痛为代价。”
似乎是在胡赛尼的《群山回唱》中读到过这句话，它说得一点儿也不假。至少我未曾读过全然美好的故事，即便是像《起风了》那样温柔淡然的日式小说，也免不了一种垂下睫毛式轻轻扫过的悲伤。书写美好自然是好的，可似乎只有带有伤痛的故事，才能唤醒我们那种偏好悲剧的审美情趣。
多数作家的故事，虽伤痛，却也只是“残忍”地安排给主角的伤痛。而她，则是用向死而生的决绝在唯一一部作品中书写那个有自己一份儿的伤痛。这种痛，无法不锥心；这种书写，无法不向死。
4月27日是林奕含去世一周年，而我也不过在两个月前才读到她的文字，才知道有这样一个作家的存在。在初读《房思琪的初恋乐园》之后，曾提笔写过一篇读后，但当时情绪比较重，下笔也有不加思考的意味，现在回过头去看，便觉得有些话说得过于热血。时至今日，想到林奕含，想到房思琪，更多地，却有了不知从何谈起的沉默。
刚才我在想，林奕含究竟为什么选择自杀呢？
我是不愿妄自揣测她的，不仅因为她是我欣赏的作家，即便她是热点新闻中一个过不了几周就会被忘却的普通女孩，我都是不愿妄自揣测的。我甚至觉得，我没有资格在这里写关于她的文字，没有资格去评价她、去议论她、去猜测她。她若在星空中看到世间有这么多张口在议论她、有这么多支笔、这么多双敲击键盘的手在重复她的生活，她会怎么想呢？
但我又觉得，从她写出《房思琪的初恋乐园》的那一刻起，又或者再往前推，从她被「那个人」伤害、抛弃的那一刻起，林奕含就已经无所谓了。
没错，就是“无所谓”。我曾见过他人的说辞，有人说林奕含自杀是因为被老师诱奸，有人说林奕含自杀是因为“信仰的崩塌”，我却认为，林奕含自杀是因为一种“无所谓”。
这个“无所谓”的意思就是，从她被一个满口“曹衣带水”、“吴带当风”的国文班补习老师抛弃的那一刻起，从她意识到“是文学辜负了我们”的那一刻起，她的生命就已经结束，她对于活着与否这件事情，就已经“无所谓”，至于是去年自杀，还是今年自杀，对她来说，就是一件无所谓的、看心情的事情了。要我妄自揣测的话，我会觉得，去年的4月27日，林奕含一定是觉得“差不多了，那就这样吧”，随后便真正离开了这个世界。
读她的《房思琪的初恋乐园》时，我被她那些极准极狠的描写震得痛，我被她长长长长的比喻前缀扯得疼，我在饼干和晓奇噙着泪水却又倔强的双眼中看到了一种文字传达不出的伤。所以当我知晓林奕含的故事时，我是有代入感的，我一度觉得，房思琪就是林奕含。
两个月后，我却可以把房思琪与林奕含准确地分离开来。我知道，房思琪的心理确是林奕含的心理，但她们毕竟不是一人。
我必须说，林奕含的故事必定是比房思琪少了许多痛楚的——虽然作为侥幸者而平安长大的我没有资格去评论这种未曾亲身经历过的痛楚，但我觉得，房思琪是极端化的林奕含。
林奕含在与陈国星老师在一起时，是以恋人的身份正式交往的（也就是林奕含是陈国星的婚外情），那时她已有相对独立的判断力，虽然我们仍要质疑这段关系中是否有陈国星的诱骗，但她毕竟不是“尚无性别意识”的房思琪。
林奕含去世之后，台湾舆论直指陈国星，但事实真相我们毕竟也无从了解。所以我今天想讨论的，是林奕含在书中借怡婷之口说出的那句“不是学文学的人，而是文学辜负了她们。”
文学辜负了林奕含？
文学辜负了林奕含。
而这辜负，或许正缘于一种无可避免的理想化的迷恋。
与文学有关的人，或多或少都有些理想主义的纯真。是啊，文学那么美好，那里有温润的江南，有谦谦君子，有笑眼盈盈，有曹衣带水，有吴带当风，让人无法不理想化。
所以当林奕含发现，谦谦然的陈老师实际竟是个诱骗少女的衣冠禽兽，她怎么能不崩塌。
在采访中，林奕含曾提到张爱玲与胡兰成，可实际上，她所面对的那个男人，连坦然说出“我有玉凤，有爱玲，还有小周”的胡兰成都算不上。
林奕含之所以会精神崩溃，会走向绝路，我觉得不仅仅是被诱骗这件事，更重要的是她对文学信仰的崩塌，所以她才会问出“文学是否只是巧言令色而已”。
文学是什么？“文学是对五十岁的妻和十五岁的情人可以念出同一首诗。”
或许对林奕含来说，文学在她心中早已死去，所以她认为是文学辜负了她们。而作为幸存者的我，仍是只能认同“是学文学的人辜负了她们。”
突然想起《平凡的世界》中的那位我已记不起名的诗人，想起顾城。
“草在结它的籽，风在摇它的叶，我们什么也不说，就这么站着，就很美好。”
写出这句诗的人，最终也会提起斧头，把曾经相爱过的生命砍倒在血泊里。
文学是否只是巧言令色而已？
我多想告诉林奕含，不是的。
可你管不住那些一边说着“我在爱情里，是怀才不遇”一边把无知的少女撕碎来作为自己教师节的献礼的学文学的人。
谦谦然，非君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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