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习和知识带来的快乐虽然不是最强烈的，但确实最经久的，这种快乐最不受外界事物的左右，最不被机缘所戏弄，也不被时间锁磨蚀。
如何生活得最好，应该关心什么和为什么关心的问题，以及关于人生意义的问题。
我们的生命是我们所拥有的最珍贵的资源，而如何度过自己的一生的问题是我们面对的最重要的问题。我们实际上正在过的生活某种程度上是我们对此问题所给出的最好的答案。
难道我不应该另外找一份工作，让我能有更多的时间陪伴我的家人和以书为伴？
生活的目标和意义问题，绝大部分蕴涵在我每天都在面对和处理的许多未被注意到的更小的问题的背景之中。
生活本身是为了某种不便明说的，可能是不可言说的东西，然而它却是基础性的东西。
我知道关于人生意义的问题与我时刻相伴，虽未被意识到，但却施加一股拉力，这一认识就是我们大家都很熟悉的欲望之源。
在我们生活的不同时段，欲望表现为不同的形式。
我所关心的东西，包括最微不足道的和最重要的，都是我的历史和我的性格的产物。我的历史和我的性格现实地并有效地限制了我所能关心的东西的范围。但是它们并不排斥我所有经过深思熟虑的自由选择。
当我问自己应该做些什么时，这个问题往往就具有道德意义。这就是说，我要承担什么道德责任？即使在我承担了我所有的道德责任之后，我应该如何度过自己的一生的问题依然还存在着。
真正的关心总是意在为另一个人谋福祉。
这种终极关怀的对象必须是某种超出我自己的安康甚至我自己的生存的某种东西。
人们越多地认识到有某种东西比他们正在过的生活更重要，即越多地认识到有某种东西值得成为他们的终极关怀，他们的生命就越有意义。
所有的人都认为他们的生活与某个具有更大价值的东西相联系并从这种联系中获取自己的人生意义。他们把自己的生活置于一个更广阔的关系结构中，置于他们的家庭或国家的延伸了的生涯中，置于不朽的上帝的宇宙盛观众。他们把自己的生活锚定在这个更广阔的结构中并从中生成对其整个人生的旨趣和目标的领悟。
我们认为，我们的生活只有在与生活之外的或超越生活的某个东西的关系中才是有意义的。
如果说整个人生是为了什么的问题，只有置于比生活本身更大的背景中才能得到回答。
所有的博雅教育都被有意识地界定为非职业性的。它是为生活的工作做准备。
一所学院首先应该是养成品性的场所，是培育智慧和道德习惯的场所，所有这些习惯共同形成使人能过对自己而言是最好的生活的基础。
在欧洲，高等教育一直是为社会和知识精英保留的特权。而在美国出现的是独一无二的民主，当然这种民主还不完善，但民主程度比人类历史上任何时期，任何地方都高。
学院教育的目的不仅仅是，或者不主要是通过向学生传授它们将来的工作所需要的专业知识来为学生未来的职业生涯做准备。
学生的教育应该是生活的准备，人文学科是最适合提供这种准备的学科。
人们从各自的生活方式中找到对人为什么而活的问题的满意的答案。
人文学科教师越来越孤独地相信自己有责任和能力去引导自己的学生探索生命的价值和目标。
现代的研究理念，不管其有多大的价值，不管其取得了多么伟大的成就，都降低了人为什么而活的问题的价值。
一个人在一个庞大的充满无尽可能性的宇宙中找到自己的道路指示方向。
虽然这是一个不能达到的目标，但它为达到目标而付出的努力提供了目的和方向。
学术性工作越被看作是超越时限的许多代人的事业，对于永久性的制度化的环境的需要就越迫切，这种环境能提供代际联系的纽带，保存每一代人的工作成果，使之成为后继者的一种宝贵资源。
牛顿所谓站在巨人的肩膀上并不仅是谦词，他确实是站在千千万万的前人肩膀上创造价值，只不过他自己更加是比较大的一个巨人。
他们不是为了自己而工作，而是为了他们所属的学科的利益而工作。
一个人必须做的是最充分地发展他所拥有的独特的才能，而让其他人去发展其他的才能。
我们所拥有的的才能不是供我们个人的享用。我们必须为了造福作为一个整体的人类而去发展这些才能。
真正的学者希望被他的后继者超越，就像他希望超越自己的先辈们一样。
学者当然在自己的学科领域内不停地追求圆满的知识。
人为什么而活的问题是一个我们必须各自自己回答的问题。
只有在与某个比我们自己更大的和更持久的东西的关系中，我们的作为一个整体的生活对于我们才可能是有意义的。
生源多样化为扩展每个学生的经验和信仰范围提供了非正式的机会。
他们的特权阻止他们去理会这些东西。
这是一种在智慧和精神方面都处于冷冻中的课堂。
法律的偶然性。
一种文化优于另一种文化的推测是会话的绝对杀手。
西方的观念和制度，摆脱了其历史起源的偶然局限性，成为人类的共同财产。
正是结构主义这个生涩的流派，为过去五十年来控制着人文学科的政治正确性文化提供了哲学基础。
我们是根据各自的价值在政治制度，道德准则，哲学思想和艺术作品中间作出区分。这样的分等级是不可避免的。
批评者攻击结构主义是一种不承认人性之真实性的虚无主义的教条。
我们赋予这个世界的所有的意义都是人发明的。
我们每个人必须从中作出最终的选择，这些生活方式没有使一种生活方式优于另一种的内置的等级顺序。
我们的文化若要强大，人文学科就必须强大。
这些领域中的人几乎全都深信自己正在对确定无疑的和有价值的目标做出有意义的贡献，即为加深我们关于自然界和社会界的结构的集体知识并为改善人的条件而实际应用这一知识做出有意义的贡献。
关于目标危机的谈论，失去方向，没有目标，丧失勇气，传统崩溃。
今天的人文学科处于学术权威和威望层级的底层。
科学比我们所拥有的其他任何知识形式更能充分地满足我们的第二个基本欲望——认识的欲望。
我们想知道这个世界是如何运作的，仅仅是为了这些知识本身，与这些知识所衍生的任何实际利益无关。认识的欲望是一种独特的，只有人才有的欲望。它与控制的欲望不是一回事。
每一个政治社会总是在某种程度上是一宗遗产，也是一种人工制品。
社会科学的权威型以无数方式表现出来。
虽然我们控制市场和适应市场的系统效应的能力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大得多，但市场本身在一些很重要的方面仍然是一股前所未有的，不可控制的力量，是一种命运，它以我们必须接受的方式来塑造我们的生活。
我们需要人文学科去满足我们时代的植根于科学本身的霸权主义中的更深层次的精神期盼。 在我们的文明及其巨大的控制力的中心，是科学所创造的然而却无力填补的一个空洞。
没有一个人能够以私密的方式与多于限定数量的他人分享日常生活的常规。
技术可以延长生命但不能驱逐死亡。
技术的局限性确实总是存在的。
当人生意义问题被教会垄断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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