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胡静
02 相亲
68年的夏天，我下班回家，母亲一边盛饭一边说：
“柱蛋，前院儿你韩姨今儿过来给你说了个媳妇儿，你看还是不看？”
我们那个年代的名字就喜欢在乳名的后面加个“蛋”字再儿化了，比如“铁蛋儿”、“刚蛋儿”、“臭蛋儿”、“毛蛋儿”……我乳名兰柱，后来就变成了“柱蛋”，大概类似我们今天的“宝宝”“贝贝”之类，也是大人们对孩子表示亲昵的一种方式吧！
要不就是加个“仔”字，比如“军仔”、“牛仔”、“花仔”、“亮仔”……
不过，我们的这个“仔”可没有刘德华的“华仔”发音那么洋气，我们那个年代的“仔”发音有俩种，一种是发zai的轻声，也有的人发音是rai的轻声。
到了吃饭的时间，你就会听到巷子里各家的母亲们此起彼伏呼喊自家小鸟归巢的声音，把最后的尾音拉的长长地，一直能从巷头传到巷尾。比如“刚蛋儿～～～，回家吃饭～～”；“花仔～～～，饭熟兰～～”……
然后用不了一会儿，从四面八方跑出来一群小小子儿小女子儿，巷子短期内恢复了平静，等吃了饭，又从四面八方汇集到各自聚拢的地方，巷子里就会一会儿这里跑出一个小毛头，一会儿那里发出一声打闹声，很是热闹。
“这次又是哪里的闺女？别再向前俩个一样，家不是包头本地，口粮就是个问题，光靠我一个月供应的27斤粮哪够吃。”
那年我22岁，已经相了两次亲了。
这俩个相亲对象不成功的原因：一是家都不在本地，二是都对钱特别看重，其中一个张口就要200的彩礼钱，少一分都不行。
我16岁父亲离家出走再无音讯，和母亲、姐姐妹妹相依为命。
你在问我的父亲为什么出走？
原因很简单，单位要裁员，让党员带头写辞职报告，我父亲一直是优秀党员，满以为他这么好的同志就算打了报告领导也不会批准，但事与愿违，他报告前脚递上去，后脚就批准了。
工作没了，还有一家老小等着吃饭，一时没想开就一去再没回来！
那之后，我就变成了家里唯一的顶梁柱，维持一家人的重担落在了我的身上。
我开始跟着邻居的叔叔大爷打黄草卖钱，当泥瓦匠，还在电影院门口卖单根的香烟赚过钱。
就因为卖香烟的事情，参加工作以后我们组的组长每天让我放下包袱，开动机器，每天让交代我的这点“罪行”，还给我带了“内人党”的大帽子，我差一点就要崩溃了。
每天去了单位不让你干活，就让你交代交代再交代！就那么点破事，哪有那么多可交代的，那种精神折磨我现在想起来都觉得恐惧。
还好我们队长人不错，了解了我的家庭状况之后，外调了我几个一起玩的朋友，证明情况属实，才没给我定一个“投机倒把”的罪。
然后又根据我的出生年龄一推算，直接排除掉了我是内人党的可能。
因为我是1946年出生的，“内人党”在1947年4月20号就解散了，我一个刚出生的婴儿怎么就成了“内人党”？！
就我们当时这种吃了上顿还得琢磨下顿的人家，哪有200元钱的积蓄？！
所以，我一听张口200的彩礼钱就搓火了，把买好的准备寄过去的鞋子收在柜子里，把俩人拍的合影从中间一剪两半，寄给了她。别人再怎么劝我也不干了！
所以，这次相亲，我一定要找本地的，首先得解决口粮问题。
另外，要彩礼钱的不找，我给不起彩礼钱。
“那这个女的人咋样？是不是也是看钱特别重？”
“介绍人说这个闺女人挺善静，她大是大队书记，文化大革命被打成走资派，后来平反了，现在还是大队书记，挺正直，就是脾气有点犟。”
“那行哇，等我休息了就安排见一见哇！”
周末，介绍人带着我去了女方家。
我们那个时候自由恋爱还是非常时髦的一件事，这个词还是新名词，大多数的男男女女都靠人介绍，而且不像现在相亲是下馆子，喝咖啡，看电影，我们相亲一般就是男方直接和介绍人上门当着一家人的面相亲。
我那天和介绍人去了之后他们一家六口人除了已经成家的大哥不在外，父母以及弟弟和妹妹都在。
她，也就是我现在的老伴儿，当时穿着我们那个年代“流行”的黄涤卡“军装”，衣服上还有没洗掉的红墨水，（她那时也已经是民办教师）刚长长的头发分俩边扎俩个小刷子，个子不到1米6，看上去又瘦又小，长相一般，但是面善的很。
我们彼此的第一印象都还不错。但是他父亲等我走了之后说：
“这个后生三杂眼毛，一看就是个厉害人，咱们兰兰这么善，别将来受气。”
这是后来我老伴儿告诉我的。但是征求她的意见时，她说还可以再了解了解。
后来我们又约着一起逛了一回街，聊起彩礼的问题，她说：
“我对钱没什么概念，你看着办就行，穷扎不了根，我们以后一起努力总会好的。”
这是我们第二次见面，听了她这么朴实的话语，我就觉得我这次总算找到了可以和我过一辈子的人了！
就在那一年（1968年）的元月一日，我们正式结为夫妻，结个婚一共花了280元，全部是和亲戚人朋友抓借的。她们家果然一分彩礼不要，父母都是体谅人的好人。
搁现在买几颗瓜籽吃都不够。但我们那个年代都穷，都差不多也就习以为常了。就连结婚的时候借衣服穿的也是稀松平常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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