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本文2014年10月首发于新浪博客。2022年9月移植简书，并同时驻足美篇，略有改动。
进了振扬门，眼前是一个挺大的院子，沿城墙向西，是古船博物馆，远望见三艘挺着高高桅杆的“古船”泊在水泥平台上，被更远处建筑施工用的几个塔吊一映衬，显得不伦不类。沿着石板路往北，走不多远，便见右侧一个挺大的广场。广场的东西两入口处，各有一座三间四柱冲天式木结构牌楼。每间牌楼明脊两端蜷曲着鸱吻的尾，头在垂脊中间，口微张，俨然正欲顺着垂脊的走势爬下来，自有一种威严。我建议同游者在此留影，他们都顺从。
过了西边牌楼，眼前这挺大的广场，便是校场，是古代阅兵的操场。按大小，同时检阅三个营的兵力，应该不成问题。广场北面，门口左侧高杆上挂一串柱状红灯笼，门前有步兵和马匹雕塑的，便是挂着金字匾额的“备倭都司府”的过洞了。匾额的醒目，全在于“备倭都司府”五个大字的金黄颜色，与字体不相关，而且在我看来，那几个字写的很有些女人气质，柔顺而纤细了，有些婀娜了。落款是作者和年份，看不懂。三间过洞只开了中间的门，两边的两对柱子上，各有一副对联，居外者乃书：“刀鱼寨中蛰龙复起，蓬莱阁下征帆再杨”（“刀鱼寨”，“备倭都司府”旧称）。第二对柱子上的对联没来得及看仔细，只记得“众志成城”与“重镇威仪”了，运笔与匾额相同。与第一幅绝非出自一人之手。
过洞两副笔法让我看不上眼的对联内容，倒是切中军营主题，有些豪气。而大堂门柱上的两幅对联，就让我刮目相看了。第一幅：“下西洋百万雄师冲涛破浪威名扬天下，入东海无敌舰队掠岛平波倭寇散云消。”；第二幅：“降八幡灰飞烟灭，镇四海浪静风平。”中间匾额上书：“镇海平疆”。第二幅对联与匾额书法出自一人，刚劲有力，与最外门柱上的刘文明的字体遥相呼应，一个凝重，一个俊美。过了“大堂”便是“二堂”。“二堂”院子里，靠门的东西两侧各立一丛上螭首、下龟趺刻着“大明疆域”的石碑。两块石碑合起来，便是整个大明的版图了。天山、阴山、长白山历历在目，沙车、安息、日本国疆域分明。盯着地图，我看了半天。想笑而不敢，欲看还糊涂。那些被标注出来的国与山，只是一个大概的方位，大小和轮廓一概看不明白。地理意识不高的明代，能绘制出这样的地图，就已经很不错了，我试着说服了自己。
大堂、二堂的两面都是厢房，厢房的南门，都有一个小门，通向外面的小院子。“那是随军家属生活区……”一同游者说道。“不可能吧？”我说，“要是生活区，也只能是当兵的营房，而非他们的家眷——他们怎么有带家眷的资格呢！”那些规模较小的房屋，也都很漂亮，一律的灰瓦白墙，一律的飞檐垂脊，朴素而透着庄重。“那些石碑是后期仿制的，没什么看点……”我又说，“就连这些台阶也是，估计真正的原物也都在战火或是文革时被毁掉了。”“也许原物进了博物馆了……”同伴明显有些不甘。“但愿如此！”我说。脑子里马上显现出文革时期，有人轮着炮锤直捣那些石碑和木门的情景了。
正屋里，最惹眼的，是将帅议事的群像。一个主帅摸样的人坐在“海波平”匾额下的正位，旁边几个偏将之中的一个，指着一张海图，若有所语；而主帅盯着说话的人，神色谨慎，若有所思；站在主帅身旁的军师捋着胡子，与另一名坐着的偏将一起，也在盯着地图。他们正讨论的、思索的，也许是一场针对倭寇的军事行动吧。对，一定是倭寇，抵御倭寇入侵是这所军营的使命，而且两边的厢房里，还有倭寇的痕迹。
倭寇，虽不完全都是日本人，但他们通常以统治松懈的琉球国和日本国为基地，危害中国沿海。因此也可以被定义为明时流窜在中国沿海一带抢掠财物的海盗。其中不少日本人虽不是后来严格意义上的“鬼子”，但毕竟可算是“鬼子”的祖宗，其凶残程度可想而知。
明朝建立后，国力逐渐增强，帝国威名远扬，进贡朝拜者云集。据说，仅在永乐年间，与郑和下西洋有关的东南亚及非洲国家使节来华共三百多次，平均每年十余次，可谓盛况空前。而文莱、满剌加、苏禄、古麻剌朗国每次来中国的使团都是国王亲自带队，在中国住上一两个月，率几百人的使团成员大饱朵颐之后，才恋恋不舍回国。期间，竟然有三位率团访问的国王在中国病逝，更令人难以置信的是，他们在遗嘱中竟都表示希望大明能够恩准葬于中华大地。胸怀宽广的大明帝国，按照亲王礼仪厚葬了他们。
在当时无数进贡使团中，也有日本人。永乐元年，日本的实际统治者（日本实权很长时间一直掌控在拥有土地和士兵的大臣手中，天皇实际统治的时间并不长）源道义派遣使臣到中国朝贡，结果出了事。明朝政府禁止外国使臣朝贡时携带兵器，但日本朝贡团成员非但自己佩刀，还携带大量兵器入境。在完成外交使命之后，再将带来的兵器在市场上公开出售。但凡是个人就都知道这是违法的，明朝大臣李至刚就建议严惩。但朱棣显示了异常博大的胸襟，可能认为日本人除了武器似乎也没什么其他的东西可卖，就破例准许他们在市场上出售兵器。日本人的不知好歹和得寸进尺的毛病，古来就有，面对明朝的容忍，反倒萝卜缨子掉进尿桶里，挓挲（胶东方言，有“太不自觉”意，但甚之）开了，不少人干脆赖在中国不走。即便不得不以官方的名义返回日本，也有很快就召集了七大姑、八大姨、烂眼二舅妈家的表兄表弟，极言中国如何如何黄金满地，官府如何如何好说话，老百姓如何如何好欺凌，又以“私人”的身份再回来的。中国沿海一带倭寇逐渐增多，他们四处打家劫舍，杀人放火。
1405年，朱棣对日本使臣大发雷霆，让他们好好管管倭寇这件事。日本将军很明白朱棣的话外之意，马上发兵剿灭了作乱的倭寇，并将二十几个带头作乱的头目押送到了中国，请大明处置。朱棣也很给日本人面子：“既然是你日本人，带回去，自己处置吧。”这二十几个人倭寇头目还真被日本人处置了，押送者嫌他们占地方、消耗粮食，在宁波就将他们“蒸杀之”了。这个时候的日本官方还算识相，对在国际舞台上影响力巨大的中国毕恭毕敬。但后来，明朝派往日本的友好使臣竟被日本将军私自扣押，日本又停止向明朝朝贡，与中国关系陷入低谷（但官方贸易仍在继续）。在这样的大背景下，倭寇得到喘息的机会，人、船逐渐增多，侵扰中国沿海的次数不断增加。
更有甚者，日本两个封建主（同前文“日本实际统治者”）大内氏、细川氏的使臣为争夺对明朝贸易，在中国土地上相互厮杀。大内氏使臣杀了细川氏的使臣，又以追缴为名大掠宁波、绍兴一带。并杀掳明军官兵后夺船而去，史称“争贡之役”（又称“宁波之乱”）。明朝马上要求日本惩办祸首，放回被掳中国官民，缴还旧勘合（古时符契文书上盖印信、分为两半，当事双方各执一半，用时将二符契相并验对骑缝印信作为凭证），遵守订约，方许换给新勘合。日方没有答复，致使贸易实际中断。倭寇走私贸易就越发猖獗，在山东、南直隶、浙江、福建、广东沿海大肆烧杀掳劫；江浙一带就有数十万人被杀。“争贡之役”发生的时间是1523年6月，5年半后的一天（1528年11月，嘉靖（朱厚熜）七年农历12月1日），在山东济宁江南漕运把总戚景通家里，一个长大后令倭寇闻风丧胆的男婴诞生了。
明眼人就已经明白下文了，这个刚出生的男婴便是日后在登州任都指挥佥事，负责山东御倭兵事，后来又调往东南沿海，吓破倭寇胆的明代著名抗倭将领、民族英雄、军事家、武术家戚继光。戚继光缘何在登州任职，说来话长。
1381年（洪武十四年），大明将领傅友德、蓝玉率军远征云南，打得元朝梁王自尽，大捷。按照惯例，傅友德向朝廷提交了一份阵亡官兵名单，以供追认（该奖励谁，该封谁，你皇帝看着办吧）。朱元璋在翻看这些名单的时候，很惊讶地发现了一个名字——戚祥。放下奏折，朱元璋凝视着案头的灯烛，不由得想起二十八年前（元至正十三年，1353），他与郭子兴决裂，进军定远时，戚祥投奔了他，并作为亲兵跟着他东征西讨，立功无数。朱元璋内心深处最柔软的部分被激活了，他提笔写下了具有跨越时代意义的批注：“授戚祥之子戚斌为明威将军，任职登州卫指挥佥事，世袭罔替。”
明朝军队有卫、所两级（一府设所，几府设卫）。卫设指挥使，统兵士五千六百人；卫下有千户所，千户所下设百户所；各府县卫所归各指挥使司都指挥使管辖，各都指挥使又归中央五军都督府管辖。卫指挥佥事，虽是卫指挥使助手身份，但可是正四品的将军。“世袭罔替”的意思是，只要大明在，只要老戚家有儿子，登州卫指挥佥事就是老戚家的“儿子”发展的第一步（做的好，可以升职；同理，做不好当然也可以降职，但不管怎么说，朱元璋给了一个不上不下的级别，倒是一个不错的机会。韦以为），别人怎么也拿不走。登州卫是朱元璋在山东境内设立的十一个卫之一（其他为宁海、莱州、青州、鳌山、威海、成山、靖海、大嵩、灵山、安东），刀鱼寨便是登州卫屯兵的军营。这里自古就是海防要塞和海运枢纽，汉唐时就为军事重地，1042年（北宋庆历二年）在此始建海防设施，设“刀鱼巡检”（名“刀鱼寨”），1376年（洪武九年）建水城，改名为“备倭城”。朱元璋的指令，一下子让戚斌成了蓬莱“刀鱼寨”里的第三把手（二把手应为都指挥佥事）。从此，老戚家怀揣这道圣旨，衣食自然无忧，但历代子孙才能平庸，虽家风勤恳、老实，终究没出过什么大人物，直到一百四十八年后的这一天。孩子交到戚景通怀里的时候，天已放亮。戚景通望着窗外呈现的万道霞光，又低头怜惜地看着襁褓之中的婴儿，感慨万千，他近乎自语又像是对还听不懂话的儿子说：“但愿你能继承先祖威名，重振我戚家之辉煌……名字就叫继光吧。”
戚景通为人老实，没什么才华，但官运不错，从登州指挥佥事一路升任至大宁都指挥使，又荣调进京，任神机营副将。然而这高干家庭太特殊，从不强取豪夺，从不接受馈赠，只靠俸禄生活。守着清贫的生活，戚景通并不难过，他反复教导儿子，长大后一定要建立功业。小时候的戚继光很懂事，衣着朴素，苦读诗书，全然不把学堂里纨绔子弟们送他的鄙夷的眼神放在心上。戚继光十岁的一天，学堂教书先生，大概姓王，也或者姓张（总之不太重要），当着戚继光和他的所有同窗的面，郑重其事地宣布了一条铁律：从今往后，凡和戚继光同学玩耍的人，一定要有十分仔细，百分耐心、千分呵护、万分尊敬。如有怠慢，会有天大的麻烦——戚继光同学从今天开始，就是我大明朝正四品将军了。
这是已年逾六十的戚景通做出的重大选择——他决定退休回家了。但鉴于戚继光年岁太小，只能名义上担任登州指挥佥事之职，而并没办理实权手续。鉴于戚继光的官职，从此只能辍学回家，在一名不收任何学费的教书的先生的教导下，继续苦读。从父亲和老师那里，戚继光确立了他的人生信条——以天下为己任，不计个人荣辱！戚继光的未来的命运到底如何，历史和古迹等待戚继光和我们的，又是什么呢？
一天夜里，秉烛夜读的戚继光挥笔写下了这首千古名作：
小筑暂高枕，忧时旧有盟。
呼樽来揖客，挥麈坐谈兵。
云护牙签满，星含宝剑横。
封侯非我意，但愿海波平。
“海波平”，对！由此可以断定眼前雕塑的群像，那坐在“海波平”前，听战况分析的样子像主帅的人并不是戚继光，初任登州指挥佥事的戚继光最多只有十八岁（1545年），并无那么好看的胡子，戚继光也并没有在登州卫“刀鱼寨”作过一把手。倘若那雕塑反映的情景属实，也只有站着，用手指着海图“若有所语”的那位披着披风的将军，才有可能是戚继光。但可悲的是，雕塑的塑造者们并不真正了解这段历史，而只是凭借他们自己的臆想，去美化、创造，把将历史情节作为艺术品呈现。
误将中间长胡子的人当做戚继光的理由有四：他的面部表情很丰富，神态安详有内涵，是主要人物的待遇；脸冲外，先入游客眼，所谓先声夺人、先入为主是也；真正的戚继光及其他人等均或以背影示人，或明显为陪衬；“海波平”匾额，谁会让副手的手笔成为自己尊奉的信条？蓦地，我打了一个寒噤，那一路上看到的对联，也绝对不是当年的真迹，而只是重修时被精心设计的看点，该是现代人的手笔。一种悲凉涌上我的心头：凡是缺少历史底蕴的人，越是努力还原历史真相，越是在残忍伤害着历史真相。
鉴于此，那群雕两边，反映明朝守备登州卫海防的兵士们，在奋力操练和杀敌的雕塑，便已经不值得再看下去了。“是不是该做鸟铳？”同游的小杨转头问我。我放下手里的相机，疾步走过去，正看到一把粗劣的短枪，样子很像美国西部牛仔盛行时期出现过的短枪，比长枪短但比印象里的手枪要大得多。“就是‘岛铳’！”我说。
我们很快从有群雕的屋子里出来，随着游人的脚步，进入了列在西边的厢房。这里有倭寇的盔甲，有倭寇狰狞的面孔，也有当年明军和倭寇所使用过的武器。在简要回答了小杨的询问之后，我立刻陷入沉默。其实，我更想说的还有很多。譬如这岛铳，就大有来头。
日本人之所以成为倭寇的主力，并不是因为其国力如何强大、科技如何先进，也不是因为他们民族的智商高，而是要拜两个中国人——王直（也作汪直）和徐海所赐（此处也有传言，系日本种子岛意外飘来一艘出了海难事故的载有军火的商船，但本人认为不妥）。他们敢于违反朝廷“片板不得下海”的硬性规定，纠集一帮急于发财的亡命徒，悄悄与东南亚的一些岛国进行贸易往来，结果发了大财，王直也成了显赫一时的海洋贸易大腕。随后，他们将贸易重点转向挣钱容易的日本。日本，是个兔子不拉屎的地方，要粮食没粮食，要矿藏没有矿藏，一切生活资料基本都需要外来。在对日本贸易过程中，王直敏锐地觉察到走私军火利润巨大。在与东南亚贸易中，王直和葡萄牙人搭上了关系。葡萄牙人喜欢中国的瓷器、茶叶，但他们没有多少钱，就只能用手里的枪支交换，且唯恐王直不收，价格定的很便宜，基本属于半卖半送。王直将换来的武器，转手以十倍的价格卖给了日本人。有“种子岛锻冶栋梁”的工匠八板金兵卫清定模仿其中一种枪的构造，制作出第一把日本制的火绳枪。因其杀伤力大，受重视并大量制造。
“一百八！”我一眼就看到了满屋子纪念品的世界里，那躺着的鱼骨粉做成的佛了，一个年纪稍轻的女人看出了我的意图。
“便宜呢？”
“一百二！”
“再便宜呢！”
“……八十！——不能再省了，都卖二百二呢！”女人果断的语气似乎越来越弱，但我依旧只是微笑着。
“我给个价：三十！”随后跟进来的老姜马上毫不客气地单刀直入。中年女人没再说话，马上要将那咧着嘴的佛拿起来，交到我手上。我一转身，离开了。
“讲好了价格，你怎么不买？”老姜有些迷惑。
“呵呵，那佛的样子太丑……”我说。迈腿出了那门，再转到侧边的侧门，绕过那正屋，由一洞小门就彻底出了“备倭都司府”。
眼前横着一条东西大道，向西是一座很宽的桥，向东，是一个城门洞。“出了那门洞，就是‘八仙渡’，但要走很远的路……”早先来过此地的于老师，由我身后转过来，她很认真地说，“西边是小海，以桥为界，一边是北小海，一边是南小海——是训练水军的地方。”
厚石板铺成的桥面很宽，两边有很高很方正的石栏。凭栏北望，绿树掩映下的水道一路通向不远处的丹崖山下，宽窄相间。水道里有几艘快艇，随着粼粼的波动，悠闲地晃动着——可惜不是刀鱼战棹。“刀鱼战棹”，是江浙一带的战船，窄而通体很长（长宽比一般为5:1），跑得快，机动性能强，适合水战。公元1042年（宋仁宗庆历二年），时任登州知州的郭志高改建登州港（民用）为北方水军基地。顺着丹崖山的地势，沿山脚东侧堆筑了马蹄形沙堤，把航船的入港航道从港北转至港东。保证了堤内港湾免受风浪冲击，为战船进出水寨提供了安全顺畅的通道。为了进一步加强刀鱼寨与庙岛群岛诸岛之间的联系，构筑整体海防体系，北宋中后期历任知州又陆续在沙门岛（庙岛）、砣矶岛、南北大谢岛（南北长山岛）等岛屿修建了炮台、烽火台等军事设施，以刀鱼寨为中心基地的北方海防体系建设逐渐完善。
据说，登州水师是北宋时京东地区唯一的水师，刀鱼寨也是北宋时期京东地区唯一的水军基地，以刀鱼寨为中心的海防体系当时被称作“京东一路捍屏”。宋辽对峙时期，登州境域内的无战事发生，与刀鱼寨水军基地的建设、登州水军实力的增强以及海防体系的完善有着直接关系。正所谓“虏知有备，故未尚有警（苏轼《登州召还议水军状》）。” 1376年（明洪武九年）开始修建水城（就是“备倭城”），北面砌水门，南面建振扬门，夯筑土城墙。通过水门引海水入城，形成了如今的“小海”。1596年（万历二十四年）改城墙为砖石结构。明朝天启年间，登莱巡抚袁可立在此操练水师，组建了五万余人的水师陆战队，配以先进的火炮和战船，并于东、西、北三面增筑敌台，后又多次修葺。“备倭城”是明清时期重要军事要塞，是中国现存较为完整的海防堡垒。
望着波光荡漾的“小海”，耳畔忽地响起悠扬的歌乐声，映着霓虹下旖旎的波光，岸边的亭台楼阁也终于晃动起来，犹如浸着几百年浓郁的琼浆，幽幽地，在讲着岁月变迁里动人的故事。故事里的主角，早已远处，但那些印着他们足迹，刻着他们身影的廊道、细柳正依依地，透着醉人的芳醇。蓝天，依旧闪着碧绿；斛纹，还在连着安详。透过将近七个世纪的风雨飘摇，我仍然强烈地感觉到肃然霸气在回旋，猎猎雄风正冲九霄。
“来来来，坐快艇，只要40元……”
我先一愣，随即便明白了：这是招揽游客乘坐快艇。我并无乘坐快艇的意图——倘若是“刀鱼战棹”，一定会仔细考虑。不知为何，那些排列整齐的快艇顷刻间显得刺目起来，与水道，与掩映在绿树间的房屋，很有些格格不入了。我很快将视线移向不远处广场上，那里散布着几个啤酒桶。下意识地，我朝北面的屋子走去。
宽敞的屋子里的货架上，摆着各式各样的葡萄酒，在设计巧妙的灯光的映照下，玲琅满目而又美轮美奂了。我对着其中一个磨砂小瓶葡萄酒发生了兴趣，正欲看仔细，价码牌上赫然印着的“268”令我霍地止步。“跟你说了，你不听，都很贵啊。”跟进来的老姜在我身后叨叨着，“不过好像有可以免费品尝的。”很想免费尝一尝，哪怕只有一口；但下午还有将近3小时的行程——只能打消这危险的念头。然而，我分明地知道，我的更充分地不想去喝的理由，是葡萄酒的醇美似乎与备倭城历史并无太大关联。作为“后来者”与“舶来品”，堂而皇之地坐落于中心地带，是脱颖而出还是品味高雅，是哗众取宠还是道貌岸然。我坐在酒桶造型的座椅上，以那一长排卓越而豪华的葡萄酒为背景，拍照留念之后，又回到刚出备倭城“都司府”院落时横着的那个路口。“他们都去哪了？”我问。在有人回答了“不知道”之后，我决定向北，朝那个通往看上去并不太高的小山的一边小房一边山坡的“胡同”溜达。
沿途也还是专营纪念品的摊位，各色物品在路的西侧拼命拉长阵势。摊主们神情专注地看着往来的游客，似乎要从他们的眼神里看到更多的希望。然而，我只是看看，那么多璀璨的商品，毕竟没有让我太过青睐的。上了那台阶，前面是一个挂着竖起来蓝底金字的“平浪宫”匾额的建筑。不知为何，喜欢欣赏书法的我，竟对那字有看上去很单薄的失落。透过敞开的大门，也便隐约看到里面院子，树立着一尊应该是汉白玉的雕像。过洞两边也还是兜售商品的摊位，只不过这里的摊主神色更安闲，全然没有见到过的热情。出了过洞，那雕像就真的矗立在眼前了，高大威猛，挂着宝剑，果然是戚继光。几个游客正抢了有利地形在忙着拍照，但他们选择的位置实在太靠近，拍摄出来的照片不是只有光哥的脚，就是将自己拍得太小。也这才看清，戚继光通体不是白色，而是被涂抹过绿，但那层可以伪装成文物的颜色，被风雨浸润冲刷之后，有些斑驳了。头戴盔身披甲，神色凝重地朝向东南方。看了几眼，我心里说：“嘿！光哥，看错地方了吧！”但转念一想，这似乎也应该算是正确的选择，他的大部人生时光和永垂青史的抗倭业绩，也还真的就在东南方。
雕像的身后，是又一座宫殿，好像挂着“太平宫”的匾额，但我没去看——在我看来，凡是带有“宫”字样的，不是御用就是道教，与我不相宜——倒是东北面的炮台引起了我的关注。
我完全相信眼前这几尊炮是真品，即便真是仿造——这么多年，这一次终于真正看到了古时炮的基座。此前看到的大炮的基座，不是水泥就是石质，虚假得令人难受至极，仿佛前来游览的人都是很容易欺骗的傻子。通体暗褐色的大炮卧在铸铁基座上，基座的底部，有一圈更加沉重的圆盘一样的铸铁，为了保证大炮发炮时的稳定。炮口朝着远处宽阔的海面，威严而踏实。在冷兵器时代，大炮在兵器王国里有绝对的权威，任你人数再多，铁甲再厚，统统挨不过大炮的怒吼。
我趴在炮台的垛口。眼前的海面平展如镜，一道道横起来的海浪，款款地，还在朝岸边涌动。海面的东面，是一片不知名的建筑，只一处五六层楼高的有些庞大的塔，兀自矗立在已经有些朦胧了的海岸上；而炮台的西面，就是远望过好多次的蓬莱阁了。
据说，修建于1061年（宋朝嘉祐六年）的蓬莱阁，与滕王阁、黄鹤楼、岳阳楼并称中国古代四大名楼（但此三者乃盛传之“江南三大名楼”，韦注）；但在我看来，它没有“云间连下榻，天上接行杯”的豪迈，也没有“日暮乡关何处是”的愁绪，更没有“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的气度，它所拥有的，只是神话。
战国之前，就有“蓬莱、方丈、瀛洲在海之中，皆神仙所居，人莫能及其处”的传说。齐威王在意了，燕昭王心动了，都派使者前来探险，其目的都只是访仙求得长生不老之药，但都没有如愿。后来世道变了，朝代换了，但其“诸仙人及不死之药皆在”，“物禽兽尽白，而黄金银为宫阙”，“未至，望之如云；及到，三仙山（蓬莱、方丈、瀛洲，韦注）反居水下，临之，风辄引去，终莫能至”（《史记·封禅书》、《汉书·郊祀志上》）的传说却长盛不衰，而且更加神乎其神。终于，灭六国一统天下的秦始皇坐不住了，借东巡之名前来求药；“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汉武帝等不及了，专程摆圣驾前来访仙。一时间，蓬莱便彻底蒙上了神秘的面纱，迢迢日月惟神往，人间仙境独蓬莱。
其实，所谓“蓬莱、方丈、瀛洲”是神山，是古代劳动人民没能充分、正确认识自然世界的一种想象。最早，居住渤海沿岸的人，看到渤海中常见的海市蜃楼，不明白它的成因，以为海中真的有如蜃楼中所见的岛屿，便真到海中找寻，果然于海中发现了一些陌生的岛屿。而且，有些较大的岛屿上还有人类居住。中国著名古文字、考古学家王献唐先生在《炎黄氏族文化考》一书就曾指出：“蓬莱”就是“风莱”，为“风夷”、“莱夷”所居之地；“方丈”之“方”为“风”的转音，“丈”即“场”，“方丈”就是“风族”，也就是“莱夷”所居之地；“瀛洲”之“瀛”即“嬴”，为“嬴族”人所居之地，“嬴族”也是“夷族”，为“东莱”的土著。后来这些名称在人们的口传中不断发生音变，渐渐偏离了原音，而且岛上居民的生活情况，也变得越来越扑朔迷离，直至成为神秘虚幻的代名词。流传过程中，又不断附会上人们的愿望，加入不同的认识，逐渐被演化、升华为一种很有影响力的神话文化。
更有甚者，后来“八仙”的“加盟”，更加让人间仙境蓬莱，染上神秘的光彩，直至有人提出所谓“蓬莱文化”，而且非要与“昆仑文化”去相提并论不可，着实有些不伦不类。
提起“昆仑文化”，这事就有点大了。“昆仑文化”其实就是被学术界争论了很长时间的“汉民族西来”学说。先来看看为了探寻汉民族由来所费的周折：先由《周礼·大宗伯》（“以黄琮礼地”）及其《郑注》（“此……礼地以夏至，谓神在昆仑者也”，“祀地，谓所祀于北郊，神州之神”）中的内容，推断“昆仑是汉民族的根据地”。又由《尔雅》（“河出昆仑墟”）、《史记·大宛列传》（“《禹本纪》言河出昆仑。昆仑，其高二千五百余里，日月所以隐蔽为光明也。其上有醴泉瑶池”，“汉使穷河源，河源出于阗。其山多玉石，采来。而天子案古图书，名河所出山曰昆仑云”）、《说文》（“河水出敦煌塞外昆仑山，发原注海”）、《水经》（昆仑墟在西北，去嵩高五万里，地之中也。其高万一千里。河水出其东北陬）所言，才隐约断定“如今于阗河上源一带，一定是汉民族古代的根据地了。”（吕思勉《中国通史》）。最早出现在汉代（“淮南八仙”），后经元杂剧润色（马致远杂剧《吕洞宾三醉岳阳楼》第四折《水仙子》，吕洞宾对八仙的介绍），直至明朝吴元泰的演义小说《东游记》才选定的几个残疾人，再混以几乎可以说是讹传的关于“三仙山”的臆想而构成的纯属消遣所需的“杂家之说”，怎么可以跟厚重、博大的事关整个华夏民族由来的有着丰富内涵的“昆仑文化”同日而语呢！
前往蓬莱阁的路，还有很远，且在不远处的半路，立着一个连屋顶的“瓦”都是木质的纯木结构的“板房”，锃亮的不锈钢割成的过洞上面，写着“检票口”和“入口”——久负盛名的蓬莱仙阁，就在那木屋顶上的丹崖山了。
映入眼帘的丹崖山顶上的建筑，是一群而不是一个。在这些并非同一朝代（明清时代都有增建和扩建）所建的建筑群里，最早当属蓬莱阁了。我加大相机的景深，那些建筑就倏地奔到我的眼前了。蓬莱阁高15米，坐北朝南，双层木结构，仅次于临崖而起的如今装了避雷针和探照灯的，搭建在一律用青砖垒起来的两层台子上的亭子。
就是这个亭子，抢占风头几百年，让不少只是远望或只见过图片的人误以为形体单薄的它，便是蓬莱阁。有很多各式各样的屋顶的蓬莱阁建筑群（据说，这建筑群由蓬莱阁、天后宫、龙五宫、吕祖殿、三清殿、弥陀寺六大单体及其附属建筑组成），此刻正掩映在绿树的环合之中，凸显一股笑傲人间沧桑的风骨和雍容典雅华贵的不凡韵味。
突然，我眼前一亮，连忙调整相机镜头，对着那些屋顶细细打量。这是一片典型的中国古代殿堂风格的屋顶，有明脊、垂脊和压脊，有几处压脊“咬合”在一起，形成高耸的塔顶，或与明脊相连，也高翘着鸱吻的尾了。但鸱吻头前的怪兽，有三个的，有四个的，还有五个的。他们坐落在各色屋脊上，或蹲、或趴、或眺、或立，形态各异。它们是不同朝代建筑的有力证明，一般说来，中国唐宋时期屋脊上怪兽的数量都是双数，而明清也采用单数。据说蓬莱阁建筑群有不少是当地百姓自建，受官方制约成分较少，这反倒它们以庄重古朴，自然本真而著称了。
不曾买门票，启程回归既定的时间也越来越近了，在连拍几张照片之后，我决定沿原路返回。
踩着平整的石板路，我们开始往回走。那些来时观赏过的建筑和路边的商品，再没有引起我的兴趣，倒是想那丹崖山顶的建筑群和爬上垛口，为蓬莱阁拍照的那个炮台了。
如果说岳阳楼是专为三国时鲁肃阅兵（220年）而建，滕王阁是李元婴为纪念自己担任洪州都督（653年）而建，黄鹤楼是当年（223年）只为夏口城瞭望守戍而建，那么蓬莱阁，是因何而建？是专为观赏海市辰楼，还是于此等待仙人落脚？仙人也好，蜃楼也罢，都虚无缥缈得令人失落，但正是这失落，又悠然点燃了人们渴盼的情怀，在移走了海王庙之后，又如愿兴建起这宛如蜃楼的阁，寄托的仍然是飘渺。飘渺，这大概也是华夏道家文化的趋向，更是千百万炎黄子民期望自己有一天能达到的境界吧。不管怎么说，将自己与早八百多年的“楼”并列，将本身虚幻却非要与实用去角逐，无非是自恃了蓬莱、瀛洲与方丈的威名，有些无恐与傲慢了。然而仙阁，自有它无边的神力，千百年来令几多文人墨客前来驻足神往。然而他们神往和观赏到的，又都是什么呢？是悠悠海波平，还是幽幽羡仙情？更何况，这一方幽深与宁静竟与那不远处挺起的阴森森的炮口，竟显得如此另类。倘若非要用火炮来保卫神灵，或是神灵的佑护竟然不如炮火，这样的神灵，不信也罢。
路面上的石板，很平整，但我却依旧感觉不舒服——没有脚步磨平的厚实，却处处见到机器切割的痕迹。正如那悬挂着“振扬门”的城门洞，高高拱起，却又不失假冒的岁月侵蚀，触及内心的，只能是被愚弄，被嘲讽。明朝的城砖，我认识，比眼前的大得多，结实得多，想必遥远的当初，生活在这里的人们，也与如今依旁的人们决然迥异了。想到那收停车费的矮胖子，想到那慵懒得靠着树歪立的保安，想到那叫嚷着“都卖二百二”的女人；想到石板路，想到“海波平”，想到身价昂贵的葡萄酒……我决定收拾心情：蓬莱，我也来过——来过而已。
离开停车场的时候，正好是下午两点。
二〇一四年十月二十五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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