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林六君子
先来解释鼎鼎大名的东林党。
东林党是明朝末年以江南士大夫为主的官僚阶级政治集团。由明朝吏部郎中顾宪成创立，直到明朝灭亡，共经历近40年时间。
公元1604年（万历三十二年），顾宪成等人修复宋代杨时讲学的东林书院，与高攀龙、钱一本等讲学其中。
东林讲学之际，正值明末社会矛盾日趋激化之时。东林人士讽议朝政、评论官吏，他们要求廉正奉公，振兴吏治，开放言路，革除朝野积弊，反对权贵贪纵枉法。这些针砭时政的主张得到当时社会的广泛同情与支持，同时也遭到宦官及其依附势力的激烈反对。两者之间因政见分歧发展演变形成明末激烈的党争局面。反对派将东林书院讲学及与之有关系或支持同情讲学的朝野人士笼统称之为“东林党”。
明朝末年，朝堂之上党争不断。这些所谓的“党”，除了东林党之外，能说出名目的大概就有什么，浙党，楚党，齐党，豫党，还有和东林党齐名的“阉党”。当然，这绝不是什么现代意义上的政党，而更多地是官僚们通过一些外在的特征和属性结成的不同的利益集团而已。他们并不直接地代表某个特定的社会阶层或者集团，他们之间的争斗和分野更多地完全基于自身的官僚利益。
这算是明朝的政治特色，或者说官僚体系成熟的一个重要表现。以前的朝代当然也存在各式各样的政治小圈子，但主要表现为各种裙带关系和简单的人身依附。没有像明朝这样具有一定规模的，基本上可以明晰界定的政治利益集团。
借着这个话题再来多说几句闲话。现代的历史研究者们有一种认识，他们愿意把明朝的这种比较明显的官僚政治的倾向，尤其是明末日趋激烈的“党争”的情形，与大致处在同一时期的大英帝国的王权与国会之间的权力斗争进行对比，因为二者在表面上的确具有相当程度的类似。这种类比有时候免不了让人想入非非，就和广泛流传的另外一个认识，所谓明朝的“资本主义萌芽”的出现一样，被视作古老的中国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型的一个可能的契机。
我个人的看法是，这种想法是对东西方历史的误读导致的。大明帝国根本不具备转型为现代国家的任何可能性。这种巨大的变化，往小里说，是一个社会的基础权力结构所决定的，往大里说，这是东西方不同的文明属性所决定的事情。具体地说，英国进行所谓资产阶级革命的时候，其社会的主导力量已经变革为商业和市民阶层居于主流，而大明帝国只是在江南沿海地区，比较富庶的部分地域有了这样的开端而已。
其实这都只能算是细枝末节，真正本质性的问题在于英国的所谓“王权”，和中华帝国，即当时的明帝国的“皇权”从根本上是无法相提并论的，就不是一个量级的存在。过于抽象和复杂的讨论就不再这里多说了，简而言之，英国的王权所代表的更多是社会性和政治性的内涵，相对力量比较薄弱。而大明帝国的皇权代表的是伦理性和历史性，她是异常牢固的存在。
所以，从本质上讲，将明朝的官僚政治的特点和英国当时的国会政治活动进行简单类比是没有道理的事情。
继续回到我们对东林党的讨论。
通过我们对明末党争的描述，不难看出，东林党在这一众大小“党”中是独树一帜，颇具特色的。它已经有点像一个现代政党了，因为它已经有了自己的基本纲领，和基本政策目标，而且它确实代表着一个特定阶层，即上述的江南士绅，主要以工商业者，地主阶层和社会精英为主的广泛的利益诉求。更为难能可贵的是，它还对这种诉求与古老的文化传统，即忠君爱国，民贵君轻等等一系列价值观念进行了调和，或者说包装吧。这就使得它的诉求脱离了简单地利益和试图主导国家政策方向所带来的那种庸俗性，而获得了一种道德和文化上的崇高感。后世的人们也是更多地在这种意义上去理解和追缅东林党人的。
东林党人自己也以崇尚和弘扬这种中国自古以来就连绵不绝的士大夫气质为己任。他们普遍具有为官清廉，正直不阿，甚至视死如归的个人气质，当然，也有很多声音指责他们一味标榜自己的正确，和道德上的清高，以及对异己力量的近乎于绝对的排斥。这是没办法的事，这种特征起码在客观上是无法避免的。
不难想见，这种行事风格和气质的东林党人在明末乌烟瘴气的政坛上遭到了各方力量的残酷打击，所谓“木秀于林，风必摧之”。这种打击主要来自他们的死对头，以宦官魏忠贤为首的“阉党”。秉持着高洁的操守和风骨的东林党人当然不是无所不用其极的“阉党”对手，普通人是对付不了流氓的，更何况流氓们还控制着代表国家最高权力的“厂卫”机关。著名的东林六君子就是在这个背景下被“阉党”栽赃陷害，残酷折磨至死的。
他们的名字是杨涟、左光斗、袁化中、魏大中、周朝瑞、顾大章六人。他们所受到的惨无人道的折磨和他们的铮铮铁骨，尤其是杨涟和左光斗，已经成为了中华文化不可磨灭的丰碑。
杨涟
六月二十八日，杨涟被下镇抚司诏狱审讯。许显纯将锦衣卫的诸多酷刑一一用于杨涟，折磨得他遍体鳞伤，气息奄奄。后来提审时杨涟被折磨得无法坐、立，许显纯便让打手给杨涟带上桎梏，拖他到堂上躺在地下受审。杨涟仍不屈服，在狱中写下《绝笔》，继续陈述“移宫案”的真相，痛斥魏忠贤紊乱朝纲。魏忠贤得知后气得七窍生烟，令许显纯立即杀掉杨涟。
七月庚申夜里，许显纯令缇骑在狱中处死杨涟，此贼先后以“土囊压身，铁钉贯耳”等手段加害杨涟，但杨涟并未身亡。天启五年农历七月二十四日（1625年8月28日），许显纯以一枚大铁钉钉入杨涟头部，终将其害死，时年五十四岁。
左光斗
左光斗在任学政时，风雪严寒的一天，带了几个随从，到京城地区微服私访。进入古寺，见到一个书生在厢房里伏案而卧。他拿起书生写好的草稿阅后，脱下自己的貂皮外衣，给书生盖上,并替他关好门。左光斗从寺僧那里打听出书生叫史可法。考试那天，当考场人员叫到史可法的名字时，左公惊喜不已，在其试卷上圈定为第一名。并对夫人说：“吾诸儿碌碌，他日继吾志事，惟此生耳。” 左光斗能如此豁达大度，唯才是举，不为自己的子女打算，毅然定史可法为继承人。如此大胆用人，实属难能可贵。
后来史可法听说老师被魏忠贤关进牢里，就天天在监狱外面转，想进去看他。但是监牢把守得很严，进不去。后来听说左光斗受了炮烙，眼看活不成了，史可法很着急，买通了守牢的人混了进去。他看到左光斗的时候，一下子愣住了。只见左光斗靠墙坐着，脸焦烂得简直认不出来了，小腿上筋肉全脱落了，露出血淋淋的骨头。史可法控制不住，跪下抱着老师的腿哭了起来。左光斗听见声音，知道是他最喜欢的学生史可法，可是眼睛睁不开来。他费劲地抬起手臂，用手扒开眼皮，瞪着眼喝道：“糊涂蛋！这是什么地方，你来干什么！国家已经落到这般地步，我是活不长了，你再跑到这儿来，让人害了你，谁来继承我！”
史可法伤心欲绝，不忍离开。左光斗怒骂：“蠢才！快走！不走我就打死你！”一边说，一边就摸地上的铁镣，可是手已经不听使唤了。史可法没有办法，哭着出了监牢。过了不久，左光斗就去世了。
东林党人在大明官吏群体中无疑是一种非常鲜明的代表。但他们可不能代表大多数，这正是明朝可爱的地方。大多数官员只是普通人，他们结党只是为了保护自己的利益不受侵犯，不管你有多么伟大高洁的诉求，但眼前的利益是首先要关注的事情。
总之，在大明朝，强烈的道德化倾向和去道德化的倾向几乎是并行不悖的。这种无法言喻的矛盾性可以视为中国文明内在发展的一个潜在动向，它的出现使得明王朝和先前的中华王朝在气质上有了非常根本的差别，即现代性的萌芽。不过，这种萌芽和现在我们常说的明朝“资本主义萌芽”的判断还相距甚远，毕竟，这还只是一种软性的气质上的萌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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