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关于《五刑章第十一》
上一章《纪孝行章》，举出正反两方面行为，孝子事亲当居敬、养乐、病忧、丧哀、祭严等五事，而不应上骄、下乱、丑争等三者，否则，“三者不除，虽日用三牲之养，犹为不孝也。”这个不孝，还会受到严厉的刑罚，乃至天灾人祸。所以圣人特列《五刑章》以警醒世人，当走正道，切莫走上错路而自害害他。
（其实，先秦时期就有“不孝”罪。《周礼・大司徒》所载“以乡八刑纠万民”的“八刑”中，首刑即“不孝之刑”。孟子曾列举战国时期的“不孝”，“世俗所谓不孝者五：惰其四肢，掉臂怙恃之养，一不孝也；博弈好喝酒，掉臂怙恃之养，二不孝也；好货财，私老婆，掉臂怙恃之养，三不孝也；从耳目之欲，认为怙恃戮，四不孝也；好勇斗狠，以危怙恃，五不孝也”。秦汉以下，国度立法便将这些“不孝”内容具体化、法典化。在汉朝，不仅不孝要治大罪，就连教唆别人不孝都会被判刑。还有，如果你告你自己的父母会被判处绞刑！）
这里，我感觉和《论语·学而篇》很相似，“学而篇”在点明“学”的宗旨之后，指出“孝悌”为人之根本，第三章就用“巧言令色，鲜矣仁”从反面告诉我们，那些不能做。《孝经》在开宗明义之后，列出了“五孝”，之后又分别以三才、孝治、圣治和纪孝行章来加以阐述。第11章，颇似学而篇的第三章，指出不孝的后果，从反面告诉世人要行孝。
先王治国，除了道之以德，齐之以礼，采用自律的引导，让民众有耻且格；还要道之以政，齐之以刑，加上他律的作用，用强制的方法，让人改恶从善，从而渐次引导，从他律到自律。
本章指出了三种人，也就是要挟君主的人、诽谤圣人的人、非议尽孝之人的人，他们的行径乃是致乱的祸根。为什么所有的犯罪中，不孝罪是最大的？因为不孝会损毁人道根本。《中庸》曰：“君臣也，父子也，夫妇也，昆弟也，朋友之交也，五者，天下之达道也。”人生在世，都生活在五伦关系中，人无伦外之人。人类社会之所以井然有序，就靠这父子、兄弟、君臣、夫妇、朋友五伦关系来维系。而孝就是人道伦常的根基，人类社会的摩天大厦，是建立在孝道的基础上，孝基一毁，人道无存。所以，不孝，就是毁坏人类社会的根基，罪莫大焉。
“要君者无上”。魏晋南北朝是中国历史上政权更迭最频繁的时期，从魏至隋的360余年间，30多个大小王朝交替兴灭，战争连绵不断，可以说，是曹操的要君“挟天子以令诸侯”，才导致了魏晋南北朝的乱局。《论语·宪问篇》“臧武仲以防求为后于鲁。虽曰不要君，吾不信也。”这是玩弄智谋，抓住国君的软肋，与国君讨价还价，同属要君。
“非圣人者无法”。最典型的就是秦始皇焚书坑儒，把尧虞禹三代之法制、古圣先贤之微言一把火毁了，还把传承这些经典的儒者活埋，使《尚书》《乐经》等一大批珍贵典籍从此失传，这是人类文明史上的一场浩劫，永远无法弥补的损失。
本章分两个层次。前半部分，说明自古以来刑罚都制裁不孝之罪。后半部分，希望世人不要走到要君、非圣人、非孝的错路上去。否则不仅自害，也会给家庭、社会、国家带来危害。希望为人子女者，都能洁身自好，不要一误再误，陷入危险境地。于此可见圣人爱人之深，劝人之切。
二、关于《广要道章第十二》
第十二、十三、十四章，分别是：广要道、广至德、广扬名章。这里的“广”字，解释为“推衍，补充。”是进一步讲清楚的意思。
本章所要进一步讲清楚的，是第一章中提出的“要道”，指出其实行的途径和成效。《孝经》“开宗明义”章中，孔子说：“先王有至德要道，以顺天下，民用和睦，上下无怨。”所谓“至德”，是指至美之德。所谓“要道”，是指要约之道。孔子解释说：“夫孝，德之本也，教之所由生也。”这个“至德要道”，就是孝。它是一切德行的根本，也是教化产生的根源。
首章对于“至德要道”，只是简略提及，而没有详细论述。所以，在本章“广要道”及下一章“广至德”中，分别申而论之，这就是以“广”字命名此二章的原由。首章是“至德”在先，而“要道”在后，此二章则是“要道”先于“至德”，这样的安排有接续上章的考虑。上章说，不孝乃是“五刑”三千条罪行之首，为礼教所不容。本章则强调，要以“要道”教化之，使之变而为善。作者认为，“以要道施化，化行而后德彰”，“道”与“德”是相辅相成的，可以互为先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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