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了文芳老师“以姓名讲述自己故事”的示范在前，我就只能另辟话题了。都说性格决定命运。我想从我的“性格”方面来说说自己目前为止的人生。苏格拉底曾说：人最大的困难是认识自己。可见我捡了一个多么大的烫手山芋。
从我的童年说起吧，我会花多一点的笔墨在这一段。因为我非常赞同张文质老师的话：童年是决定一个人一生的阶段。
童年的我，是属于那种真正的放养式家教下长大的孩子。我的父母从来没有对我的学业予以过多的关注，甚至正常的关注都没有，而我也不是天资聪颖的小孩，不必承受家人的太多期待。农忙时尤其在夏秋季，我还跟着父母到田里干农活如收割小麦或芝麻，种、摘棉花等。也有时，我会在家里洗衣烧饭或打扫房间。除了织毛衣、纳鞋底、缝制新衣以及包粽子这类的我不会，其他的许多家务活我都在12岁以前就会了。
80年代的农村，我上学时上学，放学后各种玩乐：爬树、游泳、捉知鸟、踩水坑、跳房子……农村有的一切游戏我都参与。其中，我最喜欢和小伙伴们玩的是过家家。“过家家”在当时有两种，一种是家庭剧，扮演爸爸妈妈和孩子的生活。一种是校园剧，扮演老师和学生的生活。而我，就最爱扮演校园剧里的老师这一角色。拿着小树枝当教鞭，指挥着台下的“学生们”，神气十足，威严无比。我妈每次经过，若是目睹到我大声怒吼其他小朋友的模样，就会带笑地说“你这么凶，以后要是真做了老师怎么办哟？学生都被你吓跑了。”没想到长大后，我真的做了一名老师。
以上描述不难看出我是偏外向型的人，好动，爱做体力活，有一些男孩子气。我的身体从小就很好，不曾有过发烧感冒，几乎没吃过药，也没有打过吊瓶。第一次因为重感不得不去吊针都是在我参加工作后的那年，那时我都22岁了。
而另一方面，在学校，我又是个非常寂静的人。虽然我和大部分同学的关系都挺好，但绝对没有给哪一个老师留下过深刻的印象。我也从来没有过特别突出的表现，不是成绩优异的学生，没有担任过任何班干部。整个小学，我就得过一张奖状，那是三年级上学期期末考时，我因为作文写得好所致语文分数高。我一直记得作文的题目是《我的妈妈》。真是超级幼稚的命题，我相信人人都写过的。
初中毕业后，到外市去读师范以及又升入师专的五年中，我却成了非常活跃的积极分子。参加了很多的活动，班级的，学校的，还分别加入过学校的话剧社、文学社与学生会。也常常组织与参与每周一次的英语角。这五年中，我遇到了好几位对我影响深远的老师，他们对于我在当时的学习与走上教师岗位后的引领都起到了非常大的作用。他们的精神与言行一直留在我的心里，指引着我初为人师时的具体方向。
参加工作后，我的双重性格似乎更明显了。和学生可以打成一片，课堂上大家无所拘谨。但我给同事的印象却是话不多，也不太喜欢扎堆，基本上是与三两人同行或者独自呆着。生活中，遇到自己感兴趣的话题，不管是初次见面的朋友或是相识已久的知己，我都可以化身为“能说会道”者。但对于不感兴趣的事情，哪怕是同一间办公室，大家聊得再热火朝天，我也插不上一句嘴。也有同事会问“你怎么就不受一点影响呢？”有时，为了不让别人觉得自己不合群，我也想加入他们的讨论，可往往还没等开口，便觉得大脑组织语言已经费劲，索性就放弃了。
一方面，我很乐意与人分享各种心得，比如和家长交流孩子的培养，与书友交流读书的感受，与文友一起外出采风写作，去陌生的城市参加教育行走等等。另一方面，我又愈发地黯然了，不用上班的日子，我可以一直宅在家中，不喜欢逛街、不喜欢呼朋引伴、也很少主动联系朋友，更别提聚会之类了。遇到自己崇拜的名师、专家或学者，我也只是坐在远远的位置上安静的聆听，不会主动去索求合影或者签名。
也正是这种性格，有时候我觉得自己真的很快乐。不用刻意去迎合谁，而是完全遵照自己的意愿来行事。有时候我又觉得自己不能适应这个世界，没有办法很自如地融入眼前的生活。因为我们毕竟都是社会的产物，没有人可以完全脱离与他人的交往而独自过活。
或许，我也一直在寻找这两者间的平衡吧。未达到理想的平衡点之前，我估计我会一直是两种状态的人生。
补充：文芳老师问道这两种状态分别给我的生命带来了怎样的滋养。我想了想。觉得应该是：前者让我成为自我。在自由、安全、熟悉与自己感兴趣的环境和领域里我会比较生活得自如、顺畅与乐呵。我也更容易获取到生活中的小感动与美好之处。后者是社会的我，与公众接触的我，比较怯弱又不善表达的我，因此也会失去很多机会，很难创造出别人眼里所谓的成功。这样的我也使自己始终与眼前的世界保持着一定的距离。这算是逃避现实，只生活在自己的理想里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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