失常

失常有着双重隐喻：一方面它是一种对“正常”标准的异质性偏离，人们本能地对异己产生抵触与厌弃；一方面这种异质性存在又是神秘的、引人好奇的。

      波伏娃说过：我和所有人一样，一半是同谋，一半是受害者。

      B站一部公益短片《原来这就是歧视》将这句话演绎得淋漓尽致。

      身为艾滋病患者家人的小孩被同班同学嘲笑，橘子被踩扁，孤零零地呆在教室里，女老师走过来关切地给了他一个橘子，可走出教室后就一脸嫌弃地擦了擦手；

      女老师回到宿舍，看到漂亮的女舍友们抱团分享化妆品，而外貌普通的她有意无意地被晾在了一旁，成了“隐形人”；

      镜头一转，女舍友参加工作，在公司里却好像因为性别处处受到优待，男同事、男上司总是用一种异样的眼光看她；

      男上司带着自己的男朋友回家见母亲，却因为家里有邻居来访不敢让两人进屋；

      邻居老大妈参加社区防疫工作，穿着一身防护服乘电梯，正要上电梯的男女一看她的装束便退出了电梯。

      歧视仿佛是一张网，它将所有人捕获其中，每个人都是受害者，又都是加害者。人们恐惧着与自己不同的人，这成了最深的鸿沟与裂痕。

      笔者基于苏珊•桑塔格对疾病的探讨、爱德华•萨义德对东方主义的探讨、翁贝托对树敌的探讨，试图考察“失常”、歧视与异质性的关系。

       

  •肺结核与癌症：疾病的隐喻

      苏珊•桑塔格在《疾病的隐喻》一书中以知识考古学的方法详细探讨了包括肺结核、癌症在内的一些被污名化的疾病，究竟是怎样被贴上那样一个标签的。她认为，疾病本身变成了隐喻，任何被病因不明、无法医治的疾病都被强加了一些意义。

      两种疾病的污名来源于各自的神秘性，在科学发达的时代科学能力范围之外的目标对象便成了“冷酷而秘密的入侵者”。人们束手无策，他们表现出恐惧与回避的态度。于是，疾病名称本身就成了某种禁忌，某种邪恶的标志，它让病人感觉低人一等。

      卡夫卡在与一位朋友的通信中就这样记录道：“因为一谈到结核病……每个人的声音都立刻变了，嗓音迟疑，言辞闪烁，目光呆滞。”

      因为恐惧与回避，因为名称的污名化，因为死亡的隐喻，医生、家属们形成了隐瞒病情的坏习惯。他们认为，大多数癌症患者都接受不了真相。苏珊桑塔格指出，这本质上反映了现代工业社会死亡已被祛魅背景下人们对死亡（以及它的同义词，疾病）顽固的拒斥态度。

      词源学上，癌症与结核病都暗含着“肿块”的含义，但两者的命运却不尽相同。癌症的污名沾染了更多消极的色彩。苏珊桑塔格指出，就结核病的症状而言，患者是“被消耗掉的”，是被燃烧掉的，它是一种时间病，它加速了生命，照亮了生命，使生命“超凡脱俗”。而对癌症来说，患者是被外来细胞“侵入”的，这些细胞大量繁殖，造成了身体机能的退化和障碍，它是一种空间病，扩散、增生、散布便是最显著的特征。

      除此以外，癌症的痛苦更甚，它是可怖的，而结核病则在历史上与“优雅”、从容与启迪性相连。尽管这在现实中未必如此，但人们已经形成了刻板印象，浪漫主义者常常会赋予后者以抒情性质的道德色彩，更有甚者会附加某种迷恋于疾病之上，他们将虚弱视为柔美，将失常视为“有趣”。

      但是，两种疾病有一个共同点，它们都表现出生命力与激情的耗散、衰弱。活力与希望在疾病中寂灭了。因此，在人们看来，它们既可以通向忧郁亦可以通向堕落。直到上世纪四五十年代结核病治疗药物的问世，对此种疾病的扭曲与幻想才真正终结；而癌症的污名依然延续至今。

      结核病与隔离相关，病人仿佛进入了有着一种特殊规则的双重世界，让人联想到放逐：这个隐喻在结核病祛魅之后被精神错乱继承了，在那里，疯癫被浪漫化。正如当今互联网时代人们对“网抑”、抑郁的偏见与美化，他们真正感兴趣的不是疾病，而是疾病的阴影，是疾病的隐喻，是粘连在疾病表征上那一抹若即若离的神秘感。

      所以我们能看到，结核病、精神失常等疾病被赋予了双重的隐喻：一方面，它是对“正常”标准的背弃与偏离，人们察觉到了一种异质性的存在，本能地产生抵触与厌弃；另一方面，这种异质性的存在又是神秘的、引发人好奇的（只要它们表现出一点点引人遐想的特质）。

 

•爱德华•萨义德与“东方主义”

      进入2020年后，随着国际局势恶化，我们能听到越来越多的华裔在西方遭到不公正待遇的新闻，更有甚者以虐待亚裔、华裔女性/老人为荣。在我看来，这种种族偏见与冲突背后的本质，同样与“失常”与异质性脱不了关系。

      巴勒斯坦学者爱德华•萨义德提出了东方主义的概念，他指出东方是整个东方世界被幽禁其中的舞台，这个概念是一个正治上危险而文化上存在偏见的概念。

      西方人对近东、中东与远东人的态度大体是一致的（或许现在这种一致性正在发生变化），在他们看来，东方人作为“他者”，不管是文化还是制度都与西方迥然不同——这构成了异质性的基础。一方面，他们害怕、恐惧这些价值观与他们迥然不同的东方人，他们出于捍卫自身价值体系的本能会将异己者污名化；另一方面，西方人对说着奇怪语言、过着奇怪生活的东方人有着一种好奇，于是，他们便用自己的想象将真实扭曲了。

      出于恐惧与抵触，他们对黄种人进行了系统性的污名化；出于好奇，他们创作出了《花木兰》《西贡小姐》《蝴蝶夫人》等具有西方凝视色彩的文艺作品。《花木兰》的上映反响大家心知肚明，这里也就不再赘述；《西贡小姐》却不得不提，作为“世界四大音乐剧”之一，它讲述了一个令人大跌眼镜的故事：女主的父母在越战中丧生，被拐去当妓女，并迷恋上了一个前来消遣的美国大兵，为他生养了一个孩子；美国大兵战后回国又娶了一个白人女子，女主却矢志不渝地将孩子独抚养，为了维护爱情甚至不惜打死表哥。这样一部作品，在西方得到广泛的好评，正是因为它的描述吻合了西方观众对东方“他者”的传统印象，这种印象里有猎奇的成分，也有轻蔑的成分。

      放大了说，一个种族对另一个种族带有歧视性的刻板印象，本质上都是“失常”与异质性恐惧作用的结果。

  •深层逻辑

      失常与异质性存在往往会激发人们内心的排他性冲动。

      社群主义学者拉塞尔•哈丁考察了社群的排他性：尽管有时候社群的排他性没有意义，但是它还是愈演愈烈，这似乎是排他性的规范使然——在这种规范的规训下，人的忠诚感总能易于维持。

      换句话说，群体通过排斥异己来提高自己的凝聚力。在传统的群体中，排他性规范成了合法的存在，最终的结果是群体认同得到巩固。

      意大利作家翁贝托•埃科给出了更细致的解释：树敌是人类的天性，通过对差异的识别，我们定义并制造敌人，敌人成了我们自身价值的参照物。没有敌人，我们就无法认清自己。

      这些异类被我们当作敌人，并非由于他们构成了直接威胁，而是由于他们中的一些代表显示出某种威胁性——虽然并没有直接威胁到我们，也就意味着不是威胁性突显了差异性，相反，是差异性成为了威胁性的标志。
                                      ——《树敌》

      通过对东方人、东方文化的丑化、扭曲，西方人在自我陶醉之中巩固了自己的价值体系；通过对疾病、对失常者的污名，社会强化了自己的行为规范与健康规范，健康者更加深刻地融入到群体的规范之中，并感受到一种优越感。

      同理，如果我们纵观各民族发展史，我们会发现在文明的古早阶段，文明都是自我中心主义的。罗马人把日耳曼人称为蛮族，早期中原华夏人也给周围的部落安上了“蛮夷”的称谓，在黑船事件前的日本人也总是把荷兰人称为红发蛮夷。因为他们的生活方式与我们不同，他们偏离了“正常”的标准，所以我们有理由将他们矮化，这就是歧视与排他的逻辑。

      而在当下的疫情时代，种族之间的拒斥与对疾病的拒斥发生了巧妙的结合，对病毒起源地的揣测是大有深意的，“它或许就隐藏在有关邪恶的概念中，即不合时宜地把邪恶与非我、异族等同起来。”

      所以，虽然听起来很夸张，但我们有时候反而希望敌人古怪到让我们无法忍受的程度，我们才能把他们置于敌人的位置，才能构筑起一道人间地狱。

  •耻感

      失常与异质性通过羞耻与否定实现其对个体的控制。

      苏珊•桑塔格提到，历史上长期对疾病有着这样一种看法，疾病是情感的表达、欲望的表露（甚至是潜意识中的欲望），它与人格有关，是病人自己制造了疾病。如果是癌症，那么就有可能是不良的生活方式与习惯导致了这一切，这暗含了一种道德的质疑：癌症患者意志薄弱；而艾滋病则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受到更多的指责。

      “疾病之诱因，部分来自外界对患者的影响，但更多地则来自患者对待世界的方式，来自他对待自己的方式……”                    ——卡尔•梅宁格

      毫无疑问，这种观点会误导患者，产生一种羞愧感与自我否定，也就是我们常说的“病耻感”。

      20世纪初的一位新西兰作家，凯瑟琳·曼斯菲尔德便深受这种观点毒害。她总是以一种自我审判、自我忏悔的方式面对肺病，“在我治好我的病以前，我必须先治好我的自我……”所以苏珊•桑塔格无奈地总结说，在整个现代历史中，有关疾病的思考都倾向于不断扩大心理疾病的范畴。

      让我们跳出疾病的范围，进入一个更大的关于“失常”的圈子。事实上，欧洲历史上的反犹主义浪潮亦是一种对“失常”的抵制。在二十世纪初的欧洲，不止是德国，包括法国、英国、俄国在内的众多国家都盛行着反犹主义（最为人熟知的便是法国的德雷弗斯案件）。

        反犹是历史悠久的，从古罗马时期就出现了苗头。犹太人社群无疑具有封闭性与排外性的特点，在古罗马帝国境内是享有一定特权的，于是，在其它民族看来，犹太人成了异己者。再加上犹太人精明能干的特点，他们被动地偏离了欧洲人心目中“正常”的标杆，成为了被排挤、被污名的对象。就像中世纪的“猎巫行动”一样，犹太人与“邪恶”联系起来了。

      这种反犹主义，甚至深刻地影响了一部分犹太人的身份认同，他们会因为自己的犹太人身份感到耻辱。比如说法国女犹太哲学家西蒙娜•韦伊（被加缪盛赞为“我们时代唯一伟大的精神”），就拒绝承认自己是犹太人，支持反犹主义，走向了自我否定与自耻的漩涡。

      本质而言，失常是一场多数人对少数人的迫害，他们高举着“正常”的旗帜，为失常者涂抹上一层层否定性的隐喻，希冀这能赋予其行为合法性，但历史将公正地记录下一切，留给后人审判。

      而处于历史进程中的我们，又该如何做呢？苏珊•桑塔格给出了自己的答案：反对阐释。这种源于她文艺批评理论的策略，为的是“平息想象，而不是激发想象；不是去演绎意义，而是从意义中剥离出一些东西”。

    必须停止幻想，停止扭曲，还原真实本身。这才是对异质者最大的尊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