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Pamela Szczygiel, DSW, LCSW
译/李永杰 沈嘉欣 黎凯琦 彭慧盈 陈梓珊 黄建彬
校/黄建彬
原文网址/ http://www.socialworker.com/feature-articles/practice/the-profound-act-of-sitting-with-difficult-emotions-and-value-of-process-in-social-work-practi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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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周带来的翻译内容为作者通过对服务对象Sara的关注与了解,对不良情绪进行了反思并带入了自己的思考。我们在社会工作的学习与实务中常常会遇到不良情绪,我们应该在实务过程以及生活中如何面对不良情绪所带来的行为呢?我想,本文给了个很好的解释。
(以下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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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工作者从事弱势个体和社区的支持和倡导,很多个体和社区忍受着无法言说的创伤和压迫。换句话说,作为一个专业,我们想把重点放在成功的产出上。哪些治疗介入措施的效果最好?是什么起作用?与此同时,有人说我们关注产出削弱了过程在社会工作实践中的作用 (Applegate, 2004; Urdang, 2010)。
在思考过程的价值时,这重要的专业问题:关注过程如何促进自省意识(self-other awareness)、反思,和我们感受和理解情绪的能力?社工意识、反思和同理能力的提升如何影响治疗关系和服务对象?
作为一位对社会工作实践的关系视角和瑜伽与佛教的经验主义哲学都赞同的社会工作教育者和从业者,我曾经有很多机会与其他从业者、学生和服务对象探索上面哪些问题。特别的是,我想过在临床实践中的,共同面对,全神贯注困难经验和遭遇的价值(Szczygiel, 2016)。本文会用一个综合的案例去探索全神贯注不良情绪的价值,还有避免它们的临床结果。
与Sara共同面对:一个案例
Sara多年前经历了一场车祸造成了慢性疼痛。她在童年时期遭受过身体虐待和忽视,与所爱的人、同事、熟人有过一段很长时间的艰难、好斗的关系,后来我也发现了这一点。有时Sara会带着好心情接受治疗。Sara的好心情意味着她会笑,会讲笑话,通常是拿我开玩笑。但大多数时候,Sara表现得急躁、沮丧、不知所措。她的身体疼痛表现为全身疼痛、头痛和胃痉挛。Sara的身体在呐喊,她恳求我“做点什么”来帮助她,“治愈”她的痛苦。她不断地问自己为什么要接受治疗。当我试图与她就这个问题进行坦诚的对话,以及她感觉我无法治愈她时,她会紧紧抓住我,恳求我不要让她接受治疗。在这样的会议之后,Sara经常需要在下次见面之前给我打电话或者安排一个额外的见面。这些“中间”环节通常包括Sara的哭喊、叫喊,以及进一步恳求我治好她。
即使我们继续探索Sara承认她的情感痛苦和折磨的重要性,她恳求我“做些什么”或“修复”她,加上她偶尔向我口头攻击,混杂着每一盎司的不安全感,让我感觉我是一个没有价值和无效的治疗师。因此,我的反应是仓促行动,努力寻找答案。我发现自己无力地向她提供更多的建议和建议——把她介绍给其他专业治疗人员和各种替代疗法,拼命地帮助她。这些都是为了“止血”的绝望尝试。然而,老实说,是为了让自己远离Sara。尽管我倾向于重视坐着面对艰难的情感体验,并将客户与临床医生的关系作为干预的主要来源,但我还是专注于阻止Sara的情绪波动,因为这对我来说太难忍受了。我们做得这么辛苦,却一无所获。
同行:抵制解决一切问题的冲动
正如你已经从案例描述中看到的那样,这并不是我作为一个和佛学治疗师有关系的非凡能力的一个例子。更确切地说,这是一种认同,每一次治疗上的交锋都充满了情感上的交流,其中很多情节都被错过了,因为对服务对象和临床医生来说,保持情绪上的痛苦是非常具有挑战性。我负责的反射反应常常使我无法忍受Sara的不适。与其对Sara求救背后的情感需求保持深深的关注,不如在表面上经常表现出咬紧牙关的样子,与她进行一场无止境的“尝试这种或那种技巧”的假象。当然,Sara尝试了很多。
尽管资金有限,Sara还是参加了营养咨询、瑜伽和针灸,并且还尝试了其他各种辅助疗法。她的优点之一是她对尝试新事物的抱有开放的态度。但一旦她意识到这种新技术并不能治愈她的一切,她就会惊慌失措。于是,她总是这样问我“你为什么不能想出别的办法呢?”
我当然不会贬低Sara尝试过的各种疗法和工具的必要,因为我是瑜伽和其他各种整体疗法的爱好者。但我想提出一个与此相反的观点,对工具、技术和干预的关注可能会以完全承认我们的情感体验为代价。这是禅师和精神分析学家巴里·马吉德在2013年时所提出的情感绕行现象。换句话说,在我们更快乐或更有效的努力中,我们可能压抑那些能让我们洞察自己的功能和人际关系的情感体验。
就像Sara一样,当一种新的策略或技术不起作用时,我也会感到恐慌。我幻想着要让Sara恢复到正常的状态,部分原因是我抵制了我对她的责任感,并且这种责任感还在不断发展。这些感觉对我来说是非常可怕的,我拼命地试图避开它们。在我试图阻止Sara情感上和身体上痛苦的过程中,我回避了一些非常重要的问题:为什么我要这么努力来结束Sara的情感?为什么我把Sara的情绪化和我自己缺乏治疗师的能力相提并论?为什么Sara这么害怕她的情绪?为什么她对自己所拥有的情绪感到如此无能和愤怒?为什么她既嘲笑我又紧紧抓住我?我们之间的这种交错复杂的“互动”背后蕴含着什么?
同行:培养我们的感觉、忍耐和自我的能力
一方面,Sara拥有一种无法估量的情感能力:多年来,她一直带着强烈的情感和身体痛苦四处走动。然而,作为一个孩子,Sara的悲伤、愤怒和恐惧很少被她的照顾者承认或证实。Sara遭受了情感上和身体上的虐待。这是一种令人无法忍受的情况,导致Sara因为恐惧感而无法独自留下,也没有任何支持机制来承认和应对这些情绪。
小时候,当我们感到害怕、孤独、愤怒或悲伤时,我们依赖于我们的主要照顾者来安慰我们。在一个健康的关系环境中,我们吸收这种安慰性的互动,从而学习如何感受、控制和调节我们的情绪。(Schore & Schore, 2008)
我用若干年的时间来反思我和Sara在一起的时光。我希望我能给她提供一个更好的空间,帮助她去梳理强烈的情感感受和身体上的创伤痛苦。Sara从未有过这样一个空间,一个可以放下她的经历、可以接纳自己的地方。当她还是个孩子的时候就被嘲笑和虐待,她唯一的办法就是尽她所能让自己活下去。对她而言,这意味着要压抑她的愤怒和悲伤,竭尽全力让自己的感受消失。在Sara的认知和意识,只要父母忽视她的存在,她就可以免受嘲笑和虐待。
当我回顾过往能发现,当Sara有空间和时间去感受一个支持他的人(我)的存在时,她的情感闸门被打开了。她埋在心底的创伤和痛苦随着对我的接近而浮现,我努力去承受这样的情绪并进行同理,因为我的个人经历中有一个很强的信念,那就是我必须帮助他们疏导情绪,让他们能够感觉良好。这导致我对自己下了这样的定论:如果我没有为Sara提供解决方案或治愈她的愤怒、恐惧和悲伤,那我就是没有起到作用,我的服务是无效的。
我们对待情绪最大的谬误就是,只要我们消除负面情绪了情绪便不是问题。但实际上,情绪就是情绪,既不好也不坏。根据佛教哲学的观点,我们的痛苦因为我们绝望地试图摆脱我们的痛苦,通过掩盖,逃避,或惩罚我们自己,以此减少这种令人不悦的情绪的直接感受(Hanh, 1998)。
总结
给予我们服务对象足够的空间和时间去充分的感受他们自身是社会工作实践的深刻方式。它向我们的服务对象表明,我们作为实践者,能够接纳他们的情绪。这项举动对于那些深陷在情感中走出来并担心他人不能够接受他们的感受的个人是十分有意义的。在这个经历困难的过程中,实践者同样也被给予充分感受自我、理解自我的机会,这也是一线社工实践的组成部分之一。
参考文献
Applegate, J. S. (2004). Full circle:Returning psychoanalytic theory to social work education. Psychoanalytic SocialWork, 11 (1), 23-36.
Hanh, T. N. (1998). The heart of theBuddha’s teaching. New York, NY: Broadway Books.
Magid, B. (2013). Nothing is hidden: Thepsychology of zen koans. Boston, MA: Wisdom Publications.
Schore, J. R., & Schore, A. N. (2008).Modern attachment theory: The central role of affect regulation in developmentand treatment. Clinical Social Work Journal, 36 (1), 9-20.
Szczygiel, P. (2006). Maneuvering difficultemotional terrain in psychotherapy: A Buddhist-informed conceptual framework.Clinical Social Work Journal, 44 (1), 241-251.
Urdang, E. (2010). Awareness of self: Acritical tool. Social Work Education, 29 (5), 523-538.
作者简介
Pamela Szczygiel, DSW, LCSW, 是马萨诸塞州布里奇沃特州立大学社会工作学院的助理教授。她也是一名认证的健康教练和瑜伽教练。她保持着小型的临床实践, 并从事各种社区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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