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是伊格尔顿的讲稿、赋格对位的把握、或眼前正在写下的文字，我在追寻伊格尔顿的经验中，更多的结果是峰回路转，眼前出现一堵墙为止，这种“为止”意味着追寻的无效，猎物对回答的拒绝。面临肌肉紧张的同时，它们也在背后合唱出弹簧张力的衰老。
有人说拿到伊格尔顿的书，会面临着两种结果，“欲撕书而不舍，欲读书而犯困。常常是晦涩的用典中夹裹着机巧隽永的警句，漂亮的华章后藏着自相矛盾的论点”，他以笔下的精巧构思逗引我们前行，刹那间意味领悟了上帝晦涩的旨意。又在祷告之时滑下一道线，咻然体会到所谓捕捉到的猎物并不真实可靠，指尖的星辰拥有着更高的指涉。
《美学意识形态》以伊格尔顿擅长的“走马灯”方式，对20世纪西方美学理论大师进行了梳理和批判，勾起内心的孤独和乡愁，正如地域主义“所发展的事实上是种怀旧和记忆的建筑，观者在这种建筑面前所体验到的是一种近乎幻觉的对过去的参与。”。这是否也是一种地方史的写作？每一位作家都将重新思考如何面对思的身体，以及身体的地域。如何重新构建属于你的谱系，让你的前人有效，并在打磨之下，绽放出灼灼光辉？或者说，不是伊格尔顿的乡愁，而是他的思辨、铅笔或讲稿，他对基本观点的牢牢把握，捏造简化图景，与清澈的思想，语言的控制感，构成了他对20世纪西方美学的参与。
从广义来说，任何思考方式衍生的环境和地点，周边景致都决定了思考的地域性。你如何处理你思的身体，如何处理自己的这种空间关系也决定了你如何去端详上班下班生活的美感。不是你面对的夏夫兹博里、休谟和伯克及所感知的生产关系生产力，也不是倾听周遭声音中央空调通道咝咝声、卡车的沉闷声、楼上办公室的模糊说话声、邻桌的柯蒂键盘声，这种声音圈出了你的音域，却也更多忽略了对这种嗓音的使用。比如哲学和政府公文的叙述人称无一例外是第一人称复数或第三人称。因为第一人称单数写出来的往往富于超验主义色彩，第二人称只是亲切的对话和书信，或者尖刻的论战。“我们”往往代表了常识和沉稳的语气，虽然我在读伊格尔顿作品的时候，并不能清晰感知“我们”已经知道的知识。
伊格尔顿说，美学是从理性管理感性这一观点出发产生出来的。从笛卡尔的身心二元论、到狄尔泰的直感、尼采的权力意志、梅洛-庞蒂的身体图式、福柯的规训和惩罚，美学正是对身体的处理方式，也就是如何面对、对待和处理身体。
在昏昏欲睡时，如果嗅过《美学意识形态》周围的气息，我的头脑是否因此清醒？在这种传达之后，伊格尔顿最终留在我皮肤上的是什么。我把它放回书架上去，打开餐厅的门，踩过地毯走向书架，我想我可能很久不再触摸它。它的下一次被翻开，并不能与这一次连接，那将重新变成新的一天。于是，我更加怀念这一念头，以及这一生念的身体，这是日常生活中应该提防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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