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逢春节，我都会回老家看望我的爷爷。尽管自己的孩子们多数已经在远方扎根下来，爷爷一个人始终不肯离开自己的那片田地，即便是几年前奶奶的过世，也未能让他有任何想要去远方和孩子们一同生活的决心。这种选择本身，对于一个84岁高龄的老人而言，是很难想象的，许多时候，也因为难以被理解，会被不知道实情的人冠以不好的评价。用他自己的话来说，他也没得选择，他必须要坐镇那片被家族几代人笼罩的田地。仿佛冥冥之中的安排一样，他成了家族的中心。
爷爷是一个很健谈的人，只不过，在年轻一代人，甚至是父辈们那里，他的健谈很多时候被当作老年人的重复性唠叨。等他坐下来，开始打开话匣子的时候，一些人都开始露出心照不宣的笑意：又要开始了，又是那些有的没得的陈旧思想和经历。所以，愿意认真倾听他的人并不多，能够领悟到他话语意义的人就实属罕见了。
不知从何时起，他开始对我报以厚望。对于这些，我也只是听听而已，就像对于他反复讲述的故事一样。从很早开始，我学会了倾听的艺术，这也让我被冠以听话、懂事等描述，其实，我内心深处却深藏着颠覆一切的决心。以前回老家，都是匆忙中来回，也无意于多倾听一下他老人家的教诲，这也恰恰反映出我对爷爷的真实态度。可是到了今年，当年初二一到的时候，我就早早地催着大家回老家，期望着能够和爷爷多一些沟通，仿佛我内心深处早已经知晓，我将会从爷爷的话语中有所醒悟，并且将其中所得注入我的思想内核去。
除了把我误认成了弟弟，爷爷和往年一样还是那么精神矍铄。回家之前，就已经听说，他一个人养了一只猫，等到我回家亲眼看到那只狸花猫的时候，一下子就想起被我遗留在上海的那只。一个人，许多时候，只有一只猫的陪伴，这对于年轻的我和年老的爷爷而言，仿佛成了一种安排，也让我对他有着一些感同身受的理解。奶奶离开后，爷爷并没有像许多老年人那样，愿意承受着一个人的孤独，他积极寻找着新的伴侣，为此不惜把自己好好装扮一下，也因此承受着许多人的诟病。不过，对于这些，他都不放在心上，只是方圆数十里，很难寻得一个意中人，所以这些年不得不一个人生活，到了如今，只好选择一只猫来慰藉自己的内心。
等到晚饭过后，其他人渐渐离去，我就在爷爷不时送到我手中的烟被点燃、然后不知不觉间被抽完的印象中，开始倾听起他的那些往事和想法。时间比较充裕，甚至期间爷爷问我几点的时候，我说才七点多一些，他和我都有些不相信，难道不应该已经很晚了么，因为的的确确，爷爷谈起了许许多多的往事，在时间的纵轴上都已经跨越了一个世纪。
说起自己家族的时候，他引以为豪地指出，他的爷爷和二爷家都是良田几百亩。当我见缝插针般地提起，为何他们当初不想拥有更多的土地，毕竟谁都想更上一层楼。他提到，也正好只是这几百亩地，土改的时候他的爷爷和二爷家仅仅被划分为中农和富农，躲过了被当做地主对待的风险。不过这只是事后的一种解释罢了，按照我自己的理解，他们可能只是无意于财富的积累罢了，因为紧接着，他就开始说起他的二爷如何在当地行善积德，追求名声等的事迹了。
我也是第一次听他自己说出，他四岁就定亲，十四岁左右就结婚的事实。他出生于1935年，这也就意味着，很有可能在解放前他就已经成家了。尽管他早早地就完成了我迟迟不愿实现的角色转换，十四岁这个年纪距离他能够独当一面的年龄还是有许多距离。回顾自己童年的时候，他戏谑地用贪玩贪吃这样的字眼来描述。解放前，他接受的教育主要是“旧学”里的四书五经，解放后，又学了六年的“新学”。说起自己偶尔因贪吃贪玩引起的翘课，有时被他的父亲碰到，要被惩罚的时候，他的爷爷在旁边说起，有的人不用教，有的人教也没用，即“生就的桑扑棱子，穿不成树”，这里的“桑扑棱子”是指桑科植物中的灌木，因为没有主干，没法被修剪成树木。然后爷爷就一边跑，一边高声说到，“对对对，我就是那个桑扑棱子”。即便是到了如今，他还在试图说服我，其实，桑扑棱子也是可以穿成树的，似乎从来没有意识到，他的爷爷其实是希望他说出自己属于“不用教”的类型。
很难想象，一个一心只想着玩乐和桑扑棱子的人，能够真正在正规的教育中学有所得。不过，从他讲述的加长版“孟母三迁”的故事中，我似乎又能感觉到他可能颇有所获的经历。故事中说起孟子曾经在一个私塾的外面，靠着偶尔的聆听，就能够背诵许多文章。不管怎样，从20岁左右开始，到60多岁的漫长岁月里，他一直在政治的波涛里起起伏伏，也因此让自己的名声在数十里之外仍然不绝如耳。
年轻时候的爷爷，给我的最大印象就是，大碗喝酒，一顿饭就要吃掉十多个馒头的壮汉。这丝毫不影响，他已经在走南闯北的各种经历中显露出自己临危不惧、急中生智的特性。他说起自己有一次在将一些牛运往其他地方的时候，路上被某个行政官员扣押下来，他连忙跑到那位官员母亲的家中，一边带着哭腔喊着“干娘”，一边述说着自己的凄惨遭遇，还收留其中一个孩子为“干儿子”，没多久，这位新任的母亲就骂着自己的亲生儿子，让对方赶紧放行。只可惜，到如今，他再也没去看过那位母亲大人。如果说，“亲情戏”能够被许多人模仿，那接下来的事情就很难有人做得到了。有一次，爷爷骑着“洋车“在路上和一个迎面而来的“洋车“相撞，把对方的车轱辘直接撞得变了形，他看到不远处正好有一个熟悉的人，就直接躺在地上喊道，“某某某，你看看，我帮他修好他的车子，他得帮我去医院治好我的腿”，对方看状只得抬着“洋车”悻悻地离去，等到那人离得很远的时候，他一下子翻身起来，骑着车子，扬长而去了。说到此处，肯定会有人觉得不屑，甚至会以为这明明就是在欺骗他人。可是在现实生活中，一个人在以善心为出发点、不伤害别人的前提下，如果能做到最大限度地降低自己的损失，也不失是一种睿智。我曾经亲眼目睹，一个老人骑车和一个豪车相撞，因为豪车被划破一点就被揪住不放，受尽百般欺辱，最终在群众的同情心泛滥下，近乎卑微地受到车主的谅解。如果这个老人就势躺下来，并且能够大声说出，“我的腿快断了，我身患绝症，身边只有一个孙子，我该怎么办”之类的所谓谎言，定能让自己不至于陷入屈辱的境地。毕竟现实自身并不完美，形式上的真理是行不通的。如果谎言被睿智利用的时候，总给人以难以信服的印象，那么接下来的故事定能让人眼前一亮。有一次，许多人都争先恐后地进一个饭店进餐，爷爷一个人搬着一个板凳坐在饭店门口，独自一人抽着烟，饭店老板很是好奇，就过去询问情况，几经寒暄过后，对方问道，“你是干啥的呢？”，爷爷答道，“我是地球科研所里的研究员，我每天负责研究许多动植物”，一席话让对方顿时肃然起敬，于是恭恭敬敬地请他入席，吃喝肯定比其他人好了很多。当他讲完这个故事，我一下子也没有反应过来，最后他自己解释到，“我在家种地，每天都要和动物植物打交道，我呆的地方，不就是地球科研所么”。原来，根本没有什么“地球科研所”，这只是他自我戏谑的一种方式罢了。
爷爷很信命，对面相有自己的一套经验学说。信风水，从“血管”、”气管”和”水管”三者能够把地球理论一番，同时又能够把人体的运作理论一番。如果仅仅是夸夸奇谈的经验和理论，也就没必要多提，他能够灵活地在实际的生活中运用自己的理论，解决问题。他从不去医院检查身体，对自己的健康总是信心满满，一心想着能够和家族五代人甚至六代人共聚一堂的热闹场面。他亲身践行，一年四季，从不用凉水洗手。有一次，他起床后感觉不适，头脑发晕，无法站立，立刻就躺了下来；很快地，他发现自己仰着头的时候就没有问题。于是他就自己仰着头，开着电动车，去医院看病。面对周围一些老年人甚至中年人因为突发脑梗塞而死亡的事件，按照他的理论，脑梗塞是“血管”中血液过稠导致，他亲自实践当自己脑部血液过稠时，用热的毛巾去敷头部，就会慢慢好转起来。
爷爷从政一生，经历过许多坎坷，也亲眼见证了一些年代的动荡和不安。不必说1954年和1970年的大洪水，单就1960年的“人吃人”的人间惨景，就让人不寒而栗。他那个时候是大队书记，在一个居民家中，打开大锅的盖子后，发现一个被截取四肢和头部的孩子的躯体，在另一个居民家中，发现了人皮以及被油炸过的孩子的各种器官等，尽管被大声斥责着，那人依然拿起孩子的小腿啃起来。等到文革的时候，他因为倒买倒卖等行径，被多次拉出去批斗，也正是在这种丧心病狂般的大众面前，他有生以来第一次因为思索着如何保全自己而彻夜失眠过。尽管经历过强人统治的时代，在他的讲述中，几乎没有提到过那位强人的名字，也没有引用那位强人的一些语录等。只是等到80年代，改革开放的时候，他被请出来，希望能够对地级市进行开发的时候，他选择了拒绝，因为在他的观念中，他属相为猪，可能面临着被杀的可能。这种见解看似荒唐，可是回顾往事，地级市的市委书记确实曾经因诸多问题而被处决过，这又仿佛成了爷爷自身的远见。尽管经历过岁月的洗礼，他始终保持着一种达观的态度，从不怨天尤人，从不固守陈规、拘泥于形式。
正像开头所说的那样，和爷爷的这次交谈，深深地启发了我，也揭示出在我内心深处正在发生的变化。仿佛这是一种超越了时间和空间的反省，在领悟的范畴下，让我的思想如获新生。我的思想之旅源于对古希腊哲学和先秦哲学的走马观花式的领略，期间主要是对存在主义哲学的倾心，最后止步于波德里亚的消费、符号、诱惑等另类景观中。受科学和西方思想的影响，我是一个执着于形式真理的人，以至于到了最后，在对形式真理的寻求中只剩下后现代视角下绝望和悲观的思想；尼采对我的影响巨大，他真正做到放眼观看东方世界，我每次都是在反复地反省中，不断地对属于自己的东方哲学进行探索，然而对这种过于执着于实质真理的妄想式的东方企图，从来没有真正地肯定并且接纳过，这也是我一直不愿意面对爷爷的深层原因。
一切有关时空、物质的思想，皆属于形式理性、形式真理的范畴，这里是科学和伪科学的天下，包含了逻辑学意义上的各种规律，如量变质变规律等。实质理性和实质真理，是超越于时空，因此也就超越于一切物的。对实质真理的获取，是通过领悟，这是间断的，不存在所谓量变质变规律，这里只有0-1律。形式真理的发展和实质真理的发展相辅相成，两者都只是不断地被揭示，在时间的维度上，形式真理不断地被揭示，这一过程需要真正创新性的活动，而创新性的活动属于实质理性的范畴，实质理性导致形式真理的不断被揭示，实质理性源于实质真理的不断被揭示。形式真理的不断被揭示，又进一步引发对实质真理的进一步领悟。因此，任何隔离了形式真理、一味探求形式真理的企图，注定是寸步难行；任何隔离了实质真理、一味探求形式真理的企图，也会陷入绝望的境地。在东西方文化的早期碰撞中，产生了“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思想，即便是在当代，该观念仍然体现在新儒学的思想体系中，这种近乎理想的观念至多只能在一些聪明人那里经历着文字游戏般的继承与发扬。中学一味追求实质理性和实质真理，形式理性和形式真理有着明显的缺乏；近当代西学则一味追求形式理性和形式真理，实质理性和实质真理有着明显的缺乏。因此，任何一方都注定了失败的惨状。真正做到，形式理性和实质理性的相辅相成的时代，当属于先秦时代和古希腊时代。对西方而言，中世纪一味追求实质理性和实质真理，等到工业革命之后，尽管带有文艺复兴的称号，仍然一味地陷入形式理性和形式真理的泥淖中。对东方而言，自先秦以来，一味追求实质理性和实质真理，没能真正从中复原过来。爷爷从先秦的思想中拾掇一些碎片，不至于被进一步的流毒所染，又加上自己丰富的亲身经验，让我一下子就感受到实质理性和形式理性之间的交融，虽然只是浅尝辄止，也给我以深深的启发，让我肯花费心思，用拙劣的文字记录下他的这些言行。
作于2018.2.10 上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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