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学》为四书之首，《大学》也是阳明心学核心思想的源头。朱熹著有《大学章句》，王阳明则有《大学古本旁释》（含《大学古本序》）；朱熹另撰《大学或问》，王阳明也有《大学或问》。
如果说朱子所著的大部头，那么王阳明的则是提纲式的小册子，或许称之为一篇文章也不为过。朱子《大学或问》有将近90个问题，而王阳明的《大学或问》只有6个问题。
嘉靖六年（1527年）五月，邹守益升任南都礼部主客郎中，来绍兴面见王阳明，打算刊刻老师的《大学或问》，王阳明没有同意。他说：“此须诸君口口相传，若笔之于书，使人作一文字看过，无益矣。”
八月，弟子们又请求刊刻《大学或问》，考虑到自己将远赴广西，王阳明便同意了，交由钱德洪办理，刊行的文章以《大学问》为题。
王阳明将整理好的文稿交给钱德洪说：“大学或问数条，非不愿共学之士尽闻斯义，顾恐藉寇兵而盗粮，是以未欲轻出。”
当时门人当中也有举着阳明心学的旗帜，而实际没能真正领会阳明学说真义的人，鼓吹顿悟，忽视阳明“诚意格物、为善去恶”之旨，反而将其视为第二义，简略事为，言行无顾，甚者荡灭礼教，犹自以为得圣门之最上乘，不知已沦入佛氏寂灭之教。故王阳明有“藉寇兵而盗粮”之说。
王阳明的这种顾虑是有道理的，不少人都把阳明心学等同于佛学，在王阳明去世后，与钱德洪其名的另一位教授师王畿也表现出了空寂的倾向。
王畿确实比钱德洪更具灵性，王阳明提出四句教的时候，应该说他的理解最得阳明赏识，但钱德洪在治学上却更切实，这大概也是王阳明更多地把一些重要的事情都交给钱德洪的原因吧。
“大学问”之名，我想有两层含义，可以理解为“大学或问”的略语，更应该理解为至大的学问，即这是揭示孔门正传的真正的学问。
钱德洪是王门的教授师，深得王阳明的信任，他说，《大学问》是王门之教典，初学者进入王门，教师都要先将《大学问》的主旨交给弟子，使他们一开始就明白，此心之知（良知），无不体现在日常人伦和礼法规矩之中，而致知的功夫，不外乎修齐治平。
王阳明自己也经常说：“将《大学问》与圣人的经典相互验证，无不吻合。弟子若能径直按照《大学问》的指引去修为，便能直往圣域，不走弯路，治学修身就从诚意上求，不必贪求多闻多识。”
阳明心学虽然强调从己心上求，但却讲究平易切实的实践功夫。孔子曾感慨道：“不怨天，不尤人，下学而上达。知我者其天乎！”
《大学问》只能在下学功夫上给人指明道路，上达圣域的机缘，只在修身实践中，也就是说顿悟只能出现在日常实践中，而不可能在冥想和从书本中得到，真正的觉悟不是文字所能办到的。
----《我读大学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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