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族得自汉人，汉人得自汉朝，这个毋庸置疑。
但我们除了自称漢人，还至少广泛的称为唐人，遍布国外的唐人街就是明证。所以，之所以最后选择“漢”作为族名，背后还肯定还有其他缘由。
当然，「漢」首先得成为族名的备选项之一。这个结论得从两个方面，至少三个历史阶段来说：
两个方面是自称与他称，三个历史阶段是唐之前，唐至西方大规模入侵（1840），近代：
唐之前的南北朝阶段，中原大地是胡汉杂处，民族冲突相当激烈的历史阶段，该阶段的史书中就已经出现“汉家”、“汉地”、“汉儿”、“汉女”、“汉人”“通胡汉语”等词。北朝的建立者在当时来说，基本是外族。所以北朝的相关史书出现的「漢」字相关词语，就属于他称。但这个阶段，明显还是汉朝影响力比较强的时段（一者，汉亡不远，二者，內迁的各族，基本肇始于汉朝），所以，这个阶段的“漢人”概念，其实还夹杂者比较多汉朝内涵。算是“漢族”族名的肇始阶段。
而我们最后能融合內迁的五胡（诸胡），其实依靠的是更早的“中国人”、“中原人”的地域文化概念。彼时的“中国人”指的是地处中原以及崇尚中原各历史朝代创立的文化（特别是诸子百家）的人。也就是说，內迁的五胡，给自己的最强內迁理由是，中原值得扎根，中原文化值得学习。这也是为何五胡政权大都“汉化（在他们心中，或许是中国化）”
唐之后，汉朝的影响力减弱，此外，这个阶段其实还可以分成两个阶段，以明朝建立为分界。唐明两朝之间，大体是两宋，对应的北方政权（辽金元），其起家地都在传统的中原地区之外。因此，对待中原文化上与南北朝的北朝政权采取完全不一样：、
北朝的北魏政权，自孝文帝迁都后，禁北语，禁胡服，几乎全盘汉化。而辽创契丹文，金人仿契丹文与汉字创女真文。而蒙古人走的更远，其八思巴文属于拼音文字，有音无义，类似音标。按忽必烈的规定，八思巴文是用来"拼写一切语言"的（朝鲜的训民正音被认为某种程度参考了八思巴文）。
虽然北宋亡于金朝，但北宋最大疆域也未曾掩有汉地。所以漢人这个概念在这个阶段基本限于自称，因为辽金统治着部分汉地，所以“漢人”这一概念随着朝代而变迁：
辽朝的统治，类似“一国两制”，分南北院，“以国制治契丹，以汉制待汉人”。所以辽朝漢人概念基本指辽国统治的漢族人。而后来契丹人基本汉化。所以到了金朝，汉人（契丹）、燕人一般指原来的辽人主体（契丹人，幽燕漢人，乃至渤海人），而称河南、山东被金新征服之地的汉人称为“南人”。而元朝统治者将子民分为四等：蒙古人、色目人、汉人、南人，其中汉人包括契丹人、女直人和原来在金统治下的北方汉人，南人指南方汉人和其它各族人。
因此，“汉人”的概念，作为他称，在辽金元时代，产生了分裂和收缩。基本不算是族名，而指某时期特定区域的漢族人。
明朝漢人建立，而且疆域除了汉代的部分西域，基本上实现了覆盖，所以明代也多自称漢人。而清朝入主中原没有辽金元三代那么复杂，所以“汉人”概念基本指汉地之人，大体等同族称。同时由于满汉相对而称，更加强了“漢”的民族含义。而清朝对外自称，则沿用最古老的“中国人”概念，还有周人所创的“华人（华夏）”概念。“中华”一词，就是以上概念的拼凑（始于晋代）。
但隋唐之时，由于航海技术的提高（唐中期开始，日本船可以从九州直航长江口，不必再走渤海），同时北方游牧民族势力（突厥、吐蕃）强盛，所以陆上贸易受到很大干扰。史载唐玄宗开元间(713～741)﹐广州即设有市舶使﹐一般由宦官担任﹐是为市舶司前身。这说明大规模的对外航海贸易，开始于唐朝。 网上有文章称：唐朝对海外的巨大影响，在宋代时，“唐”就已经成了东南海外诸国对中国的代称。历宋、元至明，在世界各地，尤其是在东南亚地区，一直将中国或与中国有关的物事称之为“唐”。不仅以“唐”作为“中国”之地的代称，而且称中国人为“唐人”。
日本京都，就是仿长安城建的，建成时间794年，正是开元盛世之后半个世纪，这从侧面说明当时唐朝对海外的影响。 而唐人街最早叫“大唐街”。1673年，纳兰性德《渌水亭杂识》：“日本，唐时始有人往彼，而居留者谓之‘大唐街’，今且长十里矣。”
还有，据日维的解释，唐物（からもの）是所有中国制品的雅称。而且不仅指中国制品，还包括了亚洲诸国的制品。
这种情况，估计源于“唐”在海外先入为主，此外，中原政权一直没有对海外的土地产生兴趣，因此宋明两代对海外政权都乐于接受“唐人”的称呼。
至于满清之所以对外强调“中国”、“华人”，而不接受“唐人”称呼，估计因为唐朝曾将东北纳入治下，在东北建立了两个都督府。尝试直接管理东北。
因此，“漢”作为漢人的自称，自汉代开始就绵延不绝，但作为他称（或说真正的民族概念），从历史文献看，到清朝才算真正的确定。
不过，作为民族含义的“漢人”，其实从契丹人创造契丹文开始，就已经生发。因为五胡乱华时代那些內迁外族，到唐代已经完全融入到了漢族中，契丹女真这些新兴的民族，正是看到了漢族文化的强大同化能力，产生了民族危机感，所以才迫切的在建立政权后马上创制本族的文字。
所以，从真正民族文化内涵来说，漢字的基本定型（汉隶）可看成漢族完全成形的标志。所以我们的文字叫漢字，我们的族名叫漢族。
因此，从最严格的逻辑来说，漢族源于漢字，漢字基本定型于隶书。而隶书首次作为官方文字，始于漢朝。
当然，以上逻辑是以漢字源流及演化过程很清晰的当前眼光看。但对于1840之后的族人来说，面对无能的朝廷还有咄咄逼人的外敌，若想奋起抗争，就必须举起一面大旗来团结那些想要抗争的族人，在那个时间点，民族主义或许就是最优选择。
正如上面所梳理，因为“漢人”的概念在历史上存在多重含义，所以在西方民族文化以及日本文化的基础上，我们发展出“漢族”这个概念：
1895年，被孙中山誉为“共和第一烈士”的陆皓东在《就义供词》中慷慨陈词：“盖务求惊醒黄魂，光复汉族”，“要知今日非废灭满清，决不足以光复汉族。” 1899年，梁启超在《东籍月旦》中介绍日本著作时，大量使用了“民族”一词，同时还使用了“汉族”、“蒙古族”等称谓。 1903年，邹容在著名的《革命军》一书中大声疾呼：“中国华夏，蛮夷戎狄，是非我皇汉民族嫡亲同胞区分人种之大经乎？” 蔡元培在《释仇满》一文中强调“吾国人一皆汉族而已，乌有所谓‘满洲人’者哉！” 刘师培在《黄帝纪年论》一文中认为：“欲保汉族之生存，必以尊黄帝为急。黄帝者，汉族之黄帝也，以之纪年，可以发汉族民族之感觉。” 孙中山在《敬告同乡书》中主张“四万万汉族之可兴，则宜大倡革命，毋惑保皇”
从上面一些记载可以看出，起初“汉族”与“华夏”、“中华民族”等称谓是混杂使用的，含义近乎一致。“中华”一词起源于晋，《晋书》中至少出现过四次55，是由“中国”和“华夏”复合而成，其义与“中国”、“华夏”大致相同（在我看来，中华一词在晋代提出，目的就在于消除汉朝的影响力，部分原因估计也是因为胡族內迁，需要一个更包容的国人（族人）称谓。而作为后提出的并且欲以之消除汉朝影响的，必然是比“漢人（漢族）”更宽泛的概念）：
20世纪初，就在“汉族”一词开始普遍使用时，借助中华一词，“中华民族”也诞生了，其最初的使用者是梁启超、章太炎等人，最初的含义与“汉族”相同。 1902年，梁启超在《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一文中说：“上古时代我中华民族之有海思想者厥惟齐”这可能是“中华民族”一词首次出现。 1905年，梁启超在《历史上中国民族之观察》一文中认为“今之中华民族，即普通俗称所谓汉族者”。 1906年萍浏醴起义檄文中称“中华汉族”，干脆将“中华民族”和“汉族”合二为一，形象地诠释了二者的一致性。
中华民国建立后，满汉矛盾消解，“五族共和”说大倡，“中华民族”一词的含义发生变化，开始指代更高层面上的中国境内各民族的共同体（有点类似晋代提出“中华”概念的语境）：
1919年，孙中山在解释民族主义时说：“汉族当牺牲其血统、历史与夫自尊自大之名称，而与满、蒙、回、藏之人民相见于诚，合为一炉而冶之，以成一中华民族之新主义。”
相对的，其实是将“漢族”称谓的历史缘由梳理清楚，更加明晰的确定“漢族”的真正内涵。
1934年，吕思勉在《中国民族史》一书中不赞成把“华”、“夏”、“汉”等而同之，用“华族”、“夏族”来替代“汉族”作为族称的做法。他认为：“「漢」字用为民族之名，久以不关朝号。如唐时称汉、蕃，清时称满、汉，辛亥革命则有汉、满、蒙、回、藏五族共和之说是也。此等岂容追改？夏族二字，旧无此辞，而华族嫌与贵族混”。力主继续使用“汉族”作为族称。
其论说理透彻，仅从纷繁的历史中梳理出这种结论，可见其梳理历史之功力。前文力图从各民族文字创制和漢字演变的角度侧面论证吕氏以「漢」作为族称的结论，望能使之更明晰。
以上是以现代眼光基于历史与文化逻辑对「漢」作为族称的分析。
但先秦有“诸華”、“诸夏”，晋之后出现“中华”，唐之后出现“唐人”，这些都是族名的备选项。对古代的人来说，他们选择“漢”作为族名，并没有（也不可能）太多涉及前文所提及的理由，我猜测，就跟起名，在可以选择的条件下，从几个备选的名字中，选个最大气的。
而“漢”基本没任何贬义的相关词组，而由“星汉”一词，能联想到“光明、灿烂、广大”之类美好的含义。而备选的“唐”却至少有荒唐一词包含贬义。至于“中华”一词的“中”字，某种程度更倾向表示地理，不是作为族称的好选择。而“華”“夏”两字更加久远（本义湮灭），此外我族真正的行政统一，始于秦朝。
所以，古人选择「漢」作为族名，或多或少都跟「漢」字的含义有关。
再者，虽说漢族的最初由来为漢朝建立这个相对随机的事件。但漢朝来源于漢水，而漢水的「漢」却并非“阿猫阿狗”之类很随便的一个字。或者换句话说，漢朝以前的很多国号，其实都是有着深刻含义的存在。
我们是以农业立族的。所以，秦汉之前古国，真正能够发展壮大的，其国号大都跟农业有相当的关联。战国七雄中，赵魏韩是后起的，源于三家分晋，所以，战国七雄源于五个古国：秦晋齐燕楚。这五个国号中，以古文分析，恐怕只有国号“楚”与农业基本没关联。但楚地上古为三苗，更早则是蚩尤族。「苗」就不用说了，「蚩」恐怕与农业也有关（尤恐怕是作优解，蚩尤其实是蚩王）。而「楚」的构形与发音某种程度也能与「蚩」字扯得上关系。
因此，「漢」字，并非仅仅作为一个朝代符号或者最多是“星汉”所延伸的壮丽含义（虽说这很可能是隋唐之后仍然选择“漢”作为族称的部分原因）：
源文析字——析“漢”
篆文「漢」从堇（或曰黄省），金文「漢」有从难的。
对部分的金文「堇」和「难」来说，「黄」才是其构件：
乃至金文「漢」字，其实也从「黄」（确切的说，是甲骨文「堇」之含义）：
所以，解析「漢」字之前，必须先梳理清楚「堇」乃至「黄」的真正含义：
「黄」字在以上文章中已经解析过，现整理如下：
摘自汉语多功能字库
从上图我们可以看出，「黄」字的古文其实由两部分组成，一是中间类似“田”字的构形，另一个象人的躯干或者箭头。然而考察古文「矢」：
由上图看，甲骨文的「矢」箭尾要么交叉，要么表示箭尾的两笔是外撇的，与「黄」字下部两笔的收笔明显垂直向下不同，而金文的「矢」有明显的箭头象形；相应的，部分金文的「黄」字估计是要免除误会，所以在其上部加上类似发髻或口（类草字头或“廿”），以代表头部的构形来明确构形含义。是以「黄」字指的是人躯干上（或躯干上穿戴）的某物，具体是什么要参考其他线索。
古文中以「黄」字为部件构造的字里面，应该只有广（廣）字现在还比较常用，只是现代“广”字常用义广大与「黄」字关系不大，也因此「廣」被简化为“广”。庆幸的是，笔者还发现一个常用字的金文构件使用的是「黄」字，那就是艰难的「艰（艱）」字。那么，我们来看看「艰（艱）」字的古文：
「艰（艱）」字甲骨文的左部构形解为“鼓”基本是没有异议的；然而对整个字，汉语多功能字库网认为：全字會一人在鼓旁守候之意，以便擊鼓報告艱險之事(參郭沫若、唐蘭)。
我认为，一人守候鼓旁的说法，可说较为贴近甲骨文「艰（艱）」的构形，然而会意击鼓报告艰险之事之说则有点牵强。
甲骨文「艰（艱）」字构形差不多就是一个人（或叉手站或跪坐）独自守候在鼓旁，精简的说法其实是放哨，而值守放哨意味着漫长的等待，而且是等待某种意外的出现。而在荒蛮的古代，意外通常等同于危险，所以放哨者的责任相当重大，是以值守意味着肉体与精神的双重压力。甲骨文「艰（艱）」字会意艰难辛苦应该是从这个角度引申而来。
如此，则甲骨文「艰（艱）」字的右部应该是一个人紧张的守候，屈膝或者双手交叠的构形，都为了突出紧张。而鼓在那个年代应该还并不常见，而守候在鼓旁，基本就意味着军队出征在外，放哨者随时要注意敌人的出现。
若从鼓指代军队这个角度看，「艰（艱）」字的金文构形就好理解了：左边构形就是指代军队，右边构形就是披甲值守于火堆旁的哨兵。显而易见，「艰（艱）」字构形的的重点就在放哨（「堇」字始终是甲金文「艰」的构件之一），而军队哨兵的重点在锐利的眼神，于是，军队慢慢发展出专门的哨探，甲金文「艰」字构形在后来变成「艱」也就顺理成章了。
由此，「黄」字的构形也明确了，那就是一个人身上披着衣甲（或披甲的人）。由于古代工艺简陋，那时候的衣甲只保护内脏所在的躯干部位。后来由于青铜甲是黄灿灿的，所以「黄」字引申出颜色的黄，最后成为常用义，但其造字本义仍留在「廣」字中，下为「廣」字古文：
摘自汉语多功能字库
「廣」字从广从黄，「黄」字由披甲人的构形本义可以引申指代军队，「廣」的构形本义就可理解为集合军队对外扩张，差不多等同后起字“扩”。用例在秦孝公《求贤令》中可体现：“昔我缪公自歧雍之间，修德行武。东平晋乱，以河为界。西霸戎翟，广地千里。”还有成语集思广益的「廣」。
甲骨文「堇」构形所表示的“放哨”与「黄」字所表示的“披甲之人”其实都能指代军队，而军队的基本作用，是“守护”。这也是为何甲骨文「堇」在金文中多数被替换为「黄」。
「漢」为我族族名，始于汉朝，但金文中，「漢」字出现不多，且算得上构形各异，至于甲骨文，目前一般认为还没发现。因为漢族尊黄帝为始祖，而金文中作为构件「堇」「黄」两部可以相互替换。所以我将「漢」字的解析放到这里：
目前所见到的最古老的「漢」字，是西周早期的青铜器：中甗(《集成》949)。而后是春秋的敬事天王钟，战国的鄂君启铜节。以上青铜器的铭文内容，基本都提到了江汉平原的相关地名。
参考阅读
所以，从“难”的「漢」字是后起字。估计是为更明确表示「漢」字含义而添加的构件。但是，现在网上有种看法很流行，就是将最简的「堇」字（甲骨文「艱」右部（缚手站立）的构件，如下图）
最简的「堇」字
理解成是受刑哀叹（哀嚎）的人，进而由「難」、「熯」两字为附证，以及“汉朝得自汉王，汉王得自汉中，汉中得自汉水”，说明「漢」字（汉水）的最初含义为“受难之地、流放之地”。
对这种看法，我点评如下：
其一，由甲骨文「堇」分化出「熯」字，只能说明甲骨文「堇」存在歧义的可能性比较大，但「熯」字所表达的“干旱”含义，在战国时代就出现异体「旱」，更重要的是，「旱」后来基本替代了「熯」字，在典籍中，表示“干旱”多用「旱」字。
对比「堇」字与「艱」字在篆文之后的稳定性，理解其共同构件（上图最简「堇」字）时，不该借助「熯」字解析「漢」。
其二，金文「堇」字与「艱」字的共同构件（上图最简「堇」字）多数替换为「黄」，这一现象说明为了避免与「熯」字相同构件产生的歧义，所以将甲骨文中表示“哨兵”的构件（上图最简「堇」字）变成近似含义的“披甲的人（军人）”「黄」。而后来，更是出现了「熯」的异体「旱」，这种情况下，「熯」的解析可如《说文》认为的那样，从火，漢省声。因此，借助使用频度可谓最低的相关字「熯」来解析「漢」，可谓舍本取末的行为。
其三，关于「難」相关的青铜铭文如下：
9713（《殷周金文集成》编号）， 季良父壺：其萬年。霝冬難老。 10151，齊大宰歸父盤：台 壽。靈命難老 285，叔尸鐘：用旂 壽。霝命難老 2840，中山王 鼎：此易言而難行施。。。。 邦難寴。 人才彷
很明显，金文「難」的含义都是指困难，而并非“灾难”，更别说什么“流放之地”相关。
以本文所解析的「堇」与「黄」两字的含义去解析「難」字：军人（或哨兵）的作用是一体两面的，保护所属，驱赶（警报）敌袭。那么，若「難」字的构件「隹」为一般鸟类，理解为则「難」可理解为驱赶飞鸟，守护粮田。
但「難」与「雒」两字，都晚出于西周晚期，加上严格来说，「隹」是翼展比较宽的大鸟，这类飞鸟，要么是如鹰隼一类的猛禽，要么是如大雁一般的候鸟。因此，「難」字的构件「隹」还可能「雒」省，因为我们是农耕民族，候鸟的到来，可能对农作物造成很大的损失。
虽然「艱」和「難」是近义词，但将「艱」字替换到上面几个青铜铭文的「難」字上，明显不对味。因为「艱」字倾向于表示“艰辛、辛苦”，但「難」字倾向于表示“困难，完成可能性低”一类的含义。而「難」的构形为驱赶飞鸟（候鸟）的话，正和其使用含义完全贴合。
所以，无论从「熯」还是从「難」，所推论出的「漢」字表示“受难之地、流放之地”的结论，虽然有那么点道理，但都经不起推敲。
「難」字解出，那么战国文字「漢」从“难”的原因就清楚了：
如上图，江汉平原是候鸟迁徙中线的主要途经地，其南方的洞庭湖，更是一部分候鸟的越冬地。因此，从“难”的战国文字「漢」，我认为是特指洞庭湖周边的汉水下游。
「漢」在成为朝代名与族名之前，那就指的是汉水。算上没改道前的西汉水，汉水大部分位于秦岭与大巴山之间，两列大山近距离夹持下，汉水流域仅有少量河谷盆地，古代若在此处进行农业，那两边山林里的鸟儿将是相当严重的祸害。因此金文「漢」造字可谓相当贴切：从“堇（省火）”从水，表示需要放哨（驱赶飞鸟）的流域。
而随着社会的变迁，「堇」字的构形变成上黄下土，其造字本义与「难」字“守护土地（农作物）”的含义重合，于是「漢」字的构形发展成篆体的左水右堇，构形的右部只取守护土地之义，战国文字的构件“隹”消失。篆文出现的同时，还出现隶变，右部构形去除“土”字，回归更早的“火”字，只取守护之意，同时进行笔画合并，于是变成现在所见的繁体「漢」字，字义也变成守护者（之水）。
不过，自「漢」作为朝代名出线于历史中之后，其造字本义却是近乎湮灭了，以下是我对「漢」字的延伸理解：
再到后来出现汉朝、汉族，「漢」字的字义则可反向理解为水之守护者（治水者）。汉族以农业为根，而治水为农业的命脉。而此义在胡汉有别、胡汉不两立、五胡乱华之类的语境中能清晰的理解到。可惜历史上的祖先们对此感悟不够深，当时的他们，还沉浸在化夷为华的成功扩张成绩中，虽有非我族类其心必异的说法，然而其汉族意识终究不够清晰，对胡汉之别理解的不够透彻（所以晋代提出“中华”概念）。
因为中国入狄夷则狄夷之是不可避免的结局（草原即使开发成农田也不能长久），但狄夷入中国未必全都都中国之，这就是五胡乱华形成的最基本原因。
至于“星汉”被理解为银河，我认为源于「堇」（放哨）一度从火。即使是驱赶飞鸟（候鸟）仅是白天的行为，但在交通基本靠走的古代，入秋（收获）时节的驱鸟者在各自的防区直接篝火席地而眠的可能性非常大。若从高山看，夜里的诸多篝火，不就跟天上的星星相似么。
而现代社会夜里的灯火（类比古代篝火），某种程度也像天上的星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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