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诵十二经络，开口动手便错”，此语出自金代张从正《儒门事亲》，说明了经络在诊治疾病中的重要性。
作为一个医生，不了解经络的循行路线及其生理功能和病理改变，就无法准确地诊断疾病。经络是沟通上下表里的通路，有传导和感应作用；在病理情况下，经络又是疾病传变的途径和反映症侯的部位。因此临床上就可根据疾病症状出现的部位，结合经络循行的部位及其所联系的脏腑，作为疾病诊断的依据。
例如：两胁疼痛，多为肝胆病，因为足少阳胆经相足厥阴肝经循经于两胁；缺盆中痛，常属肺病，因为手太阴肺经过缺盆。再如头痛，可根据其疼痛所在部位，确诊何经为患：痛在前额，多与阳明经有关；痛在两颞侧，多与少阳经有关；痛在后枕及颈项部，多与太阳经有关；痛在巅顶，多与厥阴经有关。
故《灵枢·官能》云：
五藏六腑，察其所痛，左右上下，知其寒温，何经所在，审皮肤之寒温滑涩，知其所苦。
这种根据经络循行路线和所联系的脏腑来确定诊断的方法叫做经络辨证。早在《内经》时代就已经运用经络理论作为外感热病的辨证纲领。
《素问·热论》说：
伤寒一日，巨阳（即太阳）受之，故头项痛，腰脊强；二日，阳明受之，阳明主肉，其脉挟鼻络于目，故身热目痛而鼻干；三日，少阳受之，少阳主胆，其脉循胁络于耳，故胸胁痛而耳聋；……四日，太阴受之，太阴脉布胃中络于嗌，故腹痛而嗌干；五日，少阴受之，少阴脉贯肾络于肺，系舌本，故口燥舌干而渴；六日，厥阴受之，厥阴脉循阴器而络于肝，故烦躁而囊缩。
其后，东汉医家张仲景在他的不朽名著《伤寒杂病论》中发展了《内经》的“六经形症”理论，从而确定了“六经辨证”之规范，这是经络理论与外感病诊断相结合的产物。
另外，每一条经络在人体体表分布有许多穴位，这些穴位可以说是经络气血通达于体表的特殊部位，在生理情况下通行营卫，在病理情况下，常常是反映病痛的敏感部位。
《灵枢·邪客》说：
肺心有邪，其气留于两肘；肝有邪，其气留于两腋；脾有邪，其气留于两髀；肾有邪，其气留于两腘。
说明经络的俞穴有反映病侯的作用。如肠胃病患者，常在足三里、地机等穴出现压痛；肺病患者，可在肺俞、中府等穴有压痛或皮下结节；阑尾炎患者，可在足三里附近的阑尾穴处有压痛，等等。因此，临床上指压某些背俞穴、募穴、郄穴、原穴所在部位，观察其压痛、过敏、肿胀、硬结、冷、热、色泽及局部肌肉的虚实程度，可以作为诊断疾病的重要手段。
以上说明经络理论在诊断疾病中不可或缺，不明经络则无异于盲人骑瞎马，不可能准确诊断疾病。
诊断的目的是为了治疗，治疗不明经络同样寸步难行。临床上针灸、推拿、气功等治疗方法都离不开经络和经穴。经络按其络属的脏腑和循行部位，其经穴都有相应的主治范围和治疗作用，不同经脉的穴位所主治的疾患，都同经脉所分布的部位和内脏有密切关系。例如，肝脏病变，治疗时一般就在肝经所循行的路线上选取穴位，或治以针刺，或施以推拿。又如，针刺方法中有一种叫“缪刺法”，即上病刺下，下病刺上，或左病刺右，右病刺左，其道理亦源于经络存在着阴阳表里上下的对应关系，因此针刺的方法亦有千变万化。
药物治疗也离不开经络理论，药物疗效的发挥也是由经络传导的渠道，才能使药至病所。古代医家在长期临床实践中发现，某些药物对某一脏腑经络具有特殊的亲和作用，而创立了药物“归经”理论。这就是运用经络学说理论对药物性能进行分析和归类，根据药物作用的特性，“何经之病，宜用何经之药”（《本草分经》），是选用药物治疗疾病之准绳。如金代医家张元素在《珍珠囊》中曾归纳为：
手少阴心：黄连、细辛。
手太阳小肠：藁本、黄柏。
足少阴肾：独活、知母、桂、细辛。
足太阳膀胱：羌活。
手太阴肺：桔梗、升麻、葱白、白芷。
手阳明大肠：白芷、升麻、石膏。
足太阴脾；升麻、苍术、葛根、白芍。
足阳明胃：白芷、升麻、石膏、葛根。
手厥阴心包络：柴胡、牡丹皮。
足少阳胆：柴胡、青皮。
足厥阴肝：青皮、吴茱萸、川芎、柴胡。
手少阳三焦：连翘、柴胡。
因此，临床者不但要通晓药物寒热温凉之性，还要根据药物的归经，正确地选用治疗药物。温肺的药物，未必能暖脾；清心的药物，未必能清肺；补肝的药物，未必能补肾；泻大肠的药，未必能泻肺。如同为寒凉之品，鱼腥草清肺热，竹叶清胃热，莲子心清心火，夏枯草清肝火，各不相同。再如头痛之病，太阳头痛用羌活，阳明头痛用白芷，少阳头痛用柴胡，厥阴头痛用川芎。这些具有特殊选择性的药物，不但可以直接作用于某一经络脏腑而发挥其疗效，还可以引导其它药物到达病所，起着“引经报使”的作用。由此可见，掌握经络理论是一个中医处方用药不可忽视的条件。
总之，经络学说，对于临床诊断、治疗有很大的指导意义，是每个中医师都必须掌握的基本功。所以古代医家强调“不诵十二经络，开口动手便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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