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10年，十三行巨商潘有度、伍秉鉴等捐巨资设立种洋痘局，为百姓免费接种，开了中国接种牛痘预防天花的先河，惠及上百万人。而太平天国运动后，慈善的大舞台逐渐从政府回归到民间，并逐渐形成助人自助的理念。广州慈善事业也随着地方经济文化的发展达到一个新高度。当时，“粤人之性质更多行侠仗义之风，以故慈善事业之创设最多，为他省所不及。”其中，这种行侠仗义之风又以广州最为凸显。在这片土地，先后出现了普济堂（男老人院）、普济院（女老人院）、恤釐公局（救助寡妇）、育婴堂、麻风院等专业化慈善机构。这时的慈善，依旧带着强烈的“衙门”色彩。
1871年，广州商人钟觐平、陈次壬、白伦生等联合商界同仁创办了近代广州最早的善堂——爱育善堂。一时间，无数颠沛流离的贫民前往避难，粥管饱、衣尽暖。爱育善堂同时也开办义学，让更多人找到谋生出路。在紧接着的40年间，广州城内外又诞生了大大小小慈善机构30多家，不仅涉及医疗、救灾，还包括免费教育及教养盲童等领域。
清光绪年间，广州地区鼠疫流行，数万百姓丧命。1894年，有广州居民把病人或者死者抬至西门外护城濠。疫情严峻，百姓求生多靠民间自救。陈惠普等24位各行业的行商自发募捐，购买了广州城西门外地块，盖平房，救济收治病人，为劳苦民众赠医施药，施棺殓葬。1899年，该处扩展为方便所，后称方便医院（即现在的广州市第一人民医院）。再往后，方便医院“一闻灾即赴救，不避艰险，不计日夜，不论远近，不避时疫，亲理病人，亲济灾民”。
1906年，中国着手从美国合兴公司手中收回粤汉铁路路权，包括爱育善堂和方便医院在内的广州九大善堂选择了民间“招股”，筹集4400万元（银圆）收回了粤汉铁路，轰动全国，从此九大善堂闻名遐迩。
随着20世纪的到来，越来越多人意识到“救亡图存”的迫切，原本主办救济事业的广州慈善力量也参与到时代的变革中。1911年4月27日，广州黄花岗起义失败，清政府只顾搜捕革命党人，对满街遗骸置之不管。近代民主革命家潘达微舍命斡旋，两粤广仁善堂出面收殓烈士遗骸，安葬于黄花岗。武昌起义爆发后，广东商界、慈善界积极商议应对之策，又是善堂同意响应武昌起义，推翻清朝统治。1925年，省港大罢工期间，从香港回到广州的罢工工人没有寒衣，也是由善堂捐资制作棉衣。
善堂存续数十年，见证了历史，同时也推动了历史的发展，而开风气之先创立善堂的广州绅商不仅救济赈灾，又冒着极大风险救亡图存，同时还为慈善事业独立发展摸索出“多条腿”筹款的方法——或是从社会集资，或是拿善堂资产投资理财，包括“以土养业”“发典生息”等。这背后，其实是慈善精神从衙门走向社会的趋势，有识之士、富商巨贾守护一方，掀起慈善侠义之风。
广州是岭南文化的核心发源地，在近现代更是著名侨乡和商业中心，一直都有乐善好施、乡邻互助的传统和习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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