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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情可待祭商隐,只是现实已枉然 ——读董乃斌的《锦瑟哀弦李商隐

此情可待祭商隐,只是现实已枉然 ——读董乃斌的《锦瑟哀弦李商隐

作者: 杏坛耕夫 | 来源:发表于2024-01-05 20:07 被阅读0次

    不论是何人,生错了时代,纵使你有旷世奇才也很难有用武之地。面对负你的时代,如果辨别不明、认识不清,依然怀揣着“出将入相”的“鸿鹄之志”追寻着,到头来只会把自己折磨的遍体鳞伤、心力憔悴,最终只会落得“空嗟叹”的悲凉。在中国士林中漫溯,李商隐就是典型的代表之一。因为患“政治幼稚病”,加上与人交往缺乏理性,导致一生都生活在失意落拓之中。

    回望李商隐短暂的一生,他始终与不公平的命运进行抗争,几乎把生命的全部都耗费在仕途的挣扎中。但是,即使他再怎么爱他的晚唐,再怎么样用自己的方式为国体强大竭尽所能地努力,但是朝廷始终对他的忠诚、他的才干、他的呐喊视而不见,听而不闻。几次科考落第的打击,还没有让他心灰意冷;中进士科之后,满怀希望地等待朝廷委以重任,结果等来的只是卑微的六品,且只是虚职,始终没有真正的用武之地。朝廷虽没有明确地弃用,但实际的闲置,这对李商隐来说是一种莫大的屈辱。

    既然朝廷见弃于己,他只能另辟蹊径。干谒也好,做幕僚也罢,对李商隐来说都只是权宜之计,只是希望以之为跳板,通过自己才能的影响力让圣明的君主能够知道在底层还有一个拥有“经天纬地”之才的人等待召唤。可是,人生往往就是这样,你越是投注的期望值越高,获得回赠就会越少。不论李商隐用什么样的方式“推销”自己,但始终没有等到皇帝的召唤。

    之所以造成这种热切的期盼与冰冷的现实的对立,时代的因素固然是一个方面,但是“性格决定命运”也是绕不过去的一个关键。身为士子,李商隐具有传统士子共有的属性。但是,他成长的环境和个人的人生经历却让他形成独具李氏特点的性格。这种性格不仅表现在仕进征途上,也表现在他在处理人际关系上,还体现在他经营爱情上。谈及李商隐,世人首先称他是晚唐著名的诗人,与杜牧合称“小李杜”。不过,虽然与杜牧成为晚唐诗坛的“双子星座”,但是两个人在实际生活中并无真正的交往,更谈不上有什么深情厚谊。在两个人共有的仕途交集中,身份卑微、仕途多舛的李商隐仰慕杜牧的大名与才学,曾几次主动向杜牧投书,试图与他走近,以期能够得到杜牧的照顾,但是都石沉大海,没有得到杜牧的任何回应,这对敏感的李商隐来说,也多少算是一种打击。杜牧之所以“不待见”李商隐,一个方面可能是因为李商隐官位太低,一个方面可能是因为对李商隐“首鼠两端”的为人处世之道不齿。当然,主要是源于杜牧把自己放的位置太高,恃才傲物。

    历数李商隐的命途遭际,尽管在做幕僚时都被委以重任,但是毕竟是私人家的“客卿”,不论做什么事情都很难遵从自己的心性,这对于敏感的诗人来说是比较痛苦的,失去自我似蝼蚁,这与士子骨髓里的自尊是格格不入的。“代人作文,虽然文辞是自己的,典故和韵律是自己的,许多文章却也是呕心沥血之作,但其内容,即文意,毕竟是人家的。”正是这样,李商隐一边做着幕僚,一边寻找和创造机会。可是,命运始终与他开着玩笑,每一次即将看到一丝希望时,很快就消失。迫不得已,他只能寄希望于昔日关系不错,且在仕途上发展的顺风顺水的故交,可是得到的却是不咸不淡、不冷不热的回应,令狐绹就是最典型的代表。     

    做幕僚无法活出自己,欲傍大树又没有谁愿意向他伸出援助之手。苦闷与压抑长时间积蓄于胸需要借助一种东西释放。于是,诗歌就成为李商隐消解胸中之块垒的媒介。“国家不幸诗家幸,赋到沧桑诗更工。”正是经历了太多的不顺与困顿,品尝了太多的世情凉薄,当把这些付诸文字,就有了绚烂多彩的李商隐的诗歌王国的构筑。简单梳理李商隐一生的文学创作,除了做幕僚时替幕主写的许多官样文章,就是诗歌。品读李商隐留存于世的诗歌,不论是从体式上看,还是从题材上看,都是丰富多样的:有叙事性的长诗,有抒情性的短诗;有古风体的旧体诗,有声律整饬的近体诗;有涵泳历史的因寄所托的咏史诗,有抒写个人感怀的抒情言志诗。对李商隐的诗歌而言,后人印象最深的当属他创作的“无题诗”序列。“无题”并非李商隐的首创,但却是经过李商隐手中的如椽大笔把它推向艺术巅峰的。不论是艺术手法的使用,还是朦胧诗意情感的寄托,都达到新的高度。题目是诗歌或文章的眼睛,读者借助明确的标题就能够清晰地了解作品所书写的内容。但是,把诗歌冠以“无题”,无形之中就增加了诗歌的朦胧性。孔夫子说:“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李商隐的“无题诗”借助这种朦胧性的表达,较为含蓄巧妙地把诗歌的这些功能都融入到里面。这样,不同的阅读者因为阅读的价值取向不同,所以从诗歌中获得的体验就不一样,就像读者阅读《哈姆雷特》和《红楼梦》一样。

    当然,诗歌取名“无题”,并非兴之所至的信马由缰的书写,而是聚合在一个诗人设定的言说主题之下。就是说,“无题诗”看似不知所云,但是对诗人来说因寄所托是明确的。至于读者能不能读出诗中之意,完全取决于读者与诗人能不能找到共鸣点、共情点。像“裙钗芙蓉小,钗茸翡翠轻。锦长书郑重,眉细恨分明”、“相见时难别亦难,东风无力百花残。春蚕到死丝方尽,蜡炬成灰泪始干”、“沧海月明珠有泪,蓝田日暖玉生烟。庄生晓梦迷蝴蝶,望帝春心托杜鹃”(李商隐有的诗歌看似有标题,只是取诗歌开头的用字,并非真正的题目)等,这些诗语言是浅近直白的,但是当它们经过李商隐匠心独运的构思寄寓之后,诗意就变得丰赡起来。要真正读懂这些诗,不把视角投向李商隐创作这些诗的社会背景和人生境遇,是很难实现的。

    “从李商隐逝世到今天,一千一百多年过去了。我们读着他的诗,被他感动,受到美的熏陶,渴望贴近他的心灵,我们不能不问一声:李商隐究竟是怎样一个人?他同时代的权贵们和作为国史的两《唐书》对他的评判是公平的吗?”知人论世,以意逆志,读诗之道,识人之道。对伟大诗人的认识与了解,正面的感受和侧面的映衬,两相叠加才能构成立体的时空,这样才能全面认识一个立体的生命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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