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至今都忘记不了的老师,是我上小学时候的女教师许月琴先生。
那时她在我们苏北平原的蒲场村小学教学,她是一名公办教师,她跟那些民办教师拿很少的薪水不一样,她拿的工资是民办教师的两倍还要多。
我的老师许月琴先生现在回忆到,她那时有三十三岁左右。她的嘴巴左下边有一颗小小的朱砂痣。在我的印象中,她面若银盆,有些像观音大士,慈眉善目的,她是一个温柔贤淑的女人,因为她已嫁作人妇了。
记得我刚上小学时,是我母亲把我拎到学校的,一拎就拎到她教的班上。她正好教小学一年级。
她其实跟我母亲挺要好的,因为我母亲是扬州城里人,多多少少有些文化,不像乡村里那些目不识丁的农妇,她跟她们没有共同的语言,但她跟我母亲却很谈得来。
不过,她并没有因为跟我母亲是闺密她就不说我母亲,她对我母亲的这种“家暴”行为很不以为然,她说:“不是我说你,你怎能这样拎着他来呢,把他耳朵扯豁了咋办?”
她说着,就莞尔一笑地把我母亲推出教室门外了,她接着揉揉我耳朵说:“还疼吗?告诉我,我从此就教你识字了。”
这就是她第一次给我的印象,我觉得她比我母亲对我还要好。譬如,她能教我们认字,什么“人、手、风和雨”什么的,还能教我们“1+3=4”或“2+2=4”等等,我母亲却不能。我母亲顶多就是坐在那稻草堆边,给我们兄弟几个讲那过去的故事。
她对我好的事情并不仅仅就是这些,我每到星期天或学校放假了就会到她家玩,她会给我看很多小人书,她给她儿子李阳吃什么好东西的时候,也不忘给我一份。
那个年代是物质很匮乏的年代,在农村里,那种柿饼、大白兔奶糖和蜜枣什么的很是金贵的,拿钱也买不到。
因为买什么都要票,买饼干和月饼要粮票,买油要油票,买肉要肉票,买布要布票。反正买什么都要票,我当时就纳了闷了,为什么没有票就买不到东西。
据说这都是大跃进那个年代吃食堂时胡吃海喝遗留下来的后遗症,浪费多了,知道了节俭的重要性,因此买什么东西都要凭票去买,按票供应。
她家之所以有这些,是因为她娘家在戴南镇,镇上的居民发到手的票比农村里的人家多。
她还会朗诵诗,什么“黄河远上白云间,一片孤城万仞山。羌笛何须怨杨柳,春风不度玉门关。”还有“日照香炉生紫烟,遥看瀑布挂前川。飞流直下三千尺,疑是银河落九天。”等等。
她朗诵这些诗的时候,她会朗诵得很有感情的,很吸引人,她还把这些诗讲给我们听。
她每次朗诵并讲解这些诗的时候,她都会叮嘱我们不要到外边讲,尤其不要让大队革委会知道。那时蒲场村称为蒲场大队,因此,她说到村子时就说成是蒲场大队了。
这些诗,我们在学校里是学不到的,那时课本上大多是时髦文章,至于诗,是那些像格言似的现代诗。那时考试是开卷考试,并不注意学习的质量。
如果有人知道了她教我们学习这些诗,那无疑会被他们当作是她在教我们学习封资修的黑货,轻则会口头警告她一番,重则会把她抓去挨批斗。
我们学校里有一个老教师叫什么缪正赓的,就因为他撕了贴在学校校舍东山墙上的大字报擤了一下鼻涕,他就被红卫兵抓起来游街批斗,他们还高呼口号:“打倒右派分子缪正赓!”
她让我们不要到外边讲,我们当然不会讲,讲了干什么?讲了会让她被抓去挨斗,像那个缪正赓被戴上高帽子游斗,这有什么好处?何况我们是这么喜欢她,谁也不肯让她挨斗。
因此,我们的立场是坚定不移的,我们对待敌我矛盾是爱憎分明、旗帜鲜明的,自小就知道爱什么和恨什么。而这一切都跟她的教诲和熏陶是分不开的。
正因为我们心中有着这种异乎常人的是非观,我们往往会背着她去做一些打仗的游戏。
我们做这种游戏是在晚上,不管是月白风清的夜晚,还是月黑风高夜,我们都做这种好人跟坏人打仗的游戏,而且乐此不疲。
有时候为争当郭建光和不想当胡传魁或者是争当杨子荣和不想当座山雕,我们真正地翻脸了,结果是分成了两大派。
一派是以我为首的“兆麟家三小派”。之所以这么叫,是因为我老爸叫姜兆麟,而我又是我老爸姜兆麟的三儿子。
另一派是以“二斜眼”为代表的“二斜眼派”。之所以这么叫,是因为另一派的头头学名叫姜去赓,他在他家排行第二,有些斗鸡眼,给人的感觉是斜眼,其实不是斜眼,但人家却喊他为“二斜眼”。
两大派在我和二斜眼的带领下,在我们蒲场村的龙潭河上的水泥板桥的两边相互对峙,陈兵百万。
我和二斜眼都是当将军的料,我们“运筹帷幄之中,决胜千里之外”,我们高屋建瓴,指挥若定。
一时间,龙潭河上炮声隆隆,硝烟弥漫,一场抢夺龙潭桥的战斗如期打响了,不仅如此,而且进行得如火如荼、方兴未艾。
但见,泥巴做的炮弹直往对方的阵营里泻落,弹雨横飞非要把对方打成二斜眼或者三斜眼乃至于四斜眼等等。
看过我以前的文章的人应该还记得,这条龙潭河把我们蒲场村一劈为两大部分,河西岸的叫河西庄,河东岸的叫河东庄,河东河西两个庄子合并为蒲场村。
其实,虽然我在河西庄,二斜眼在河东庄,但我们都属于蒲场村人,何况我们都在蒲场小学上学,我们低头不见抬头见,往日无怨近日无仇,是不应该这样互相仇视以至于达到不死不休的田地的。
然而,箭在弦上,不得不发,而且万马齐嘶战犹酣,枪手开枪发炮也忙煞。
不论是我,还是二斜眼,想把这场快要接近到危险边缘的战争停止不打,已经不是我们说说就算了,不经过板门店谈判,三八线是划不下来的。
正在战争打到白热化、胶着在一起时,不知是哪个兔崽子眼睛尖,他大呼一声:“许先生来了,谁还敢再投弹?”
接着,他不等我的命令,他就脚板底抹油——溜之大吉。
我想,如果让许先生(我们都喊许月琴老师为许先生)知道我是打仗双方中的一方的头面人物的话,那么我在许先生心目中的乖孩子的人设就会轰然倒塌,我忙轻叱一声:“风紧,扯篷,开溜!”
我不知道二斜眼那边的人走没走,我只知道我手下的虾兵蟹将巴不得我说一声撤退。
我的话音刚落,他们就刷地一下如钱塘江潮退落似的,他们纷纷如鸟兽散,走得干干净净,一个也不剩。
我看了看前边的惨不忍睹的兵荒马乱,觉得此时不走更待何时,我也慌不择路、一道烟地跑了。
许先生那晚走到龙潭桥上是否遭受到我们误袭我不知道,我担心她第二天会因此教训我们也是多余的,因为她第二天并没有提及此事。
但她看我时我总觉得她笑得意味深长,让我觉得有如芒刺在背、坐立不安。
直到有一天,她教我们学习毛主席的一首诗《七律.长征》时,她讲到“金沙水拍云崖暖,大渡桥横铁索寒”时,她给我们讲了红军十八勇士飞夺泸定桥的故事。
她微笑着说我们从小要学习红军勇士,对真正的敌人要怀着刻骨的仇恨,对同胞们要像春风般的温暖。
这件事情已经过去好多年了,至今回想起来,还是那样历历在目,她的讲话也言犹在耳,是那样清晰如昨,仿佛就发生在昨天一样。
她给我无穷的智慧和力量,这是我上学时的一些老师所不能望其项背、同日而语和相提并论的。
我的老师许月琴先生我最忘不了的是她帮我从低谷里走出来的事情。
我在前边讲过,我母亲是扬州人,我外公据说是扬州城里最大的资本家,他在解放前还在上海的美国花旗银行干过大堂经理,但在我中国人民解放军横渡长江前,他跑到美国去了。
我外公把我外婆和我母亲丢在扬州城中不管不顾,他自己却带着姨太太跑到美国去享乐去了,他最后到死也没有再回到扬州城,这是他的出身注定他有如此的结局。
我的一些同学并不知道我外公的详细信息,他们只是知道我外公是什么资本家,他们跟我打闹起来后,常常说我是资本家的外孙,后来为了骂得方便,他们就直奔主题、干脆利落地喊我是资本家,资本家。
你们可以想象一下,在那个非常突出政治的年代,这个资本家的名词,就像观音菩萨设置在孙悟空头上的紧箍咒一样,紧紧地勒在我的头上,让我喘不上气,让我很是颓唐和不安。
在这样的时刻,是她,是我祟敬无比的老师许月琴先生,她把我从万劫不复的深渊中拯救了出来。
她用毛主席的话把我唤醒过来了,她说:“出身不由己,道路可选择。你外公是你外公,你是你,风马牛不相及。孩子,老师相信你是个好孩子,老师相信你能走好你自己的人生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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