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 谢有顺
读完肖亦农的长篇小说《穹庐》，有很多感慨。这种历史感比较厚重、时空纵深感比较广的作品读多了之后，会延伸、改变自己的一些文学观念，进而会觉得，如果作家一天到晚就写一点小情小调，小事，小感受，确实意思不大。
读完《穹庐》，我首先想到的，文学还是要有一些宽阔、深沉的东西。《穹庐》的时间跨度、生活疆域很大，蕴藏的价值观也多元，不同信仰、不同民族的人在里面激荡，这样的写作是有眼界和雄心的。而一个作家要完成这种写作雄心，要把这种历史纵深感写出来，就需要花笨功夫。这也是我特别佩服肖亦农的地方。他花这么长时间写一部作品，有一段时间还停下来，搁置了——我觉得搁置对他的写作是件好事情。马尔克斯讲过，一个想法经不起多年的丢弃，他是绝不会有兴趣去写的。搁置之后，会让作家对这样一个题材有更多的沉思，甚至会有全新的开掘。
肖亦农所做的案头工作，像收集材料什么的，其实是个很笨的、看起来没有多少智慧含量的工作。这恰恰是他整个写作的基础。奥康纳说，收集素材是一个小说家最基础和最卑微的工作。很多中国作家，缺乏这种卑微的精神，总觉得写作是虚构，是想象，是天马行空，这也没错，但如何把这种天马行空的东西落实了，甚至落实到每一个人物和细节身上，这是要花功夫的，要花很卑微的功夫。像实实在在地去走访一些地方，去找历史知情人士聊天，收集材料，甚至肖亦农还遇见了那么好的一个蒙古大爷，主动帮他翻译了几大本珍贵资料，这些事情背后那种细致、卑微的专业精神，恰恰构成了这部作品的血肉基础。
没有这个基础，写作是很难经得起推敲的。
有一个评论家说，托尔金是个谨慎的创始者，他对自己的世界能熟悉到每一片树叶。作家对他所写的人与事熟悉不熟悉，在一个细节或一次对话中就可看出来。《穹庐》涉及面这么广，历史这么复杂，没有一点一滴的细部的积累和雕刻，光有大的观念、大的想法，是不足以支撑起这种写作的。
其次，小说还是要有人物。《穹庐》塑造了很多人物形象，不少都让我们印象深刻。像嘎尔迪、谢尔盖、扎西、金达耶娃、曼达尔娜、萨瓦博士，色旺等等，这些人物立得住，且生机勃勃，成了《穹庐》的精神筋骨。我总觉得，小说能不能传世，一个是看它有没有创造出能让普通读者记住的人物。这就好比诗人写再多的诗，最好还是要有几句能让人记得住的诗。记住几句，往往就是个著名诗人了。小说也是如此。前段时间金庸去世，有很多的争议，我说有一点是不用再争的，那就是《红楼梦》之后，中国没有其他作家像金庸那样创造出可以让普通老百姓随口就说出几十个名字的人物群像。包括金庸所创造的萧峰，是一个伟大的少数民族人物形象，在此之前的中国文学里，没有塑造过这么宏阔、饱满的少数民族人物形象的。
人物活着，作家就活着。
除了创造人物，还有一个是要创造叙述者。现代小说跟传统小说的区别，在于现代小说不一定热心于创造人物，他还要创造叙述者。很多人都以为小说就是讲故事，这是片面的，小说是讲故事，但更重要的是谁讲故事，是哪个叙述者在讲故事。而《穹庐》是人物和叙述者的，它有自己的腔调，叙述的语感和速度感，都不同于我们之前读过的小说。小说里的人物，也多数都有自己的口气和用词。
最近我又翻读了一下史记，《史记》的结构正大、多样，有本纪、世家、列传、十表、八书，但最生动、活泼的是七十列传。列传就是以人为核心的，权臣士卿之外，医生、侠客、奸佞等，什么人都有。从文学上看，《史记》之所以独特，很重要的还是给我们留下了很多生动的人物形象。《穹庐》以人物为中心，写出了一批新的形象，这些人，像嘎尔迪，具有英雄情怀，但作者也正视他的复杂性，让英雄主义和一些劣习同铸一身，反而真实。由此可见，肖亦农的写作是尊重人物的，对人的高尚与污浊、善意和恶念，皆抱以理解之同情；而要写出人的丰富性和复杂性，惟有通过尊重与理解。
再者，小说还是要有点历史感的。中国这个民族很特殊，它没有自己一以贯之的宗教信仰，但我们有一门准宗教，那就是历史。我们判断一个人的价值，往往不是看他的灵魂是不是得到了救赎，是不是得永生了，而看他能不能青史留名。
青史就是很多中国人的信仰。
如何写好历史中的人，这是《穹庐》的追求。写历史中的人，是要建立一个坐标，以弥补宗教坐标缺失之后人的价值确认的问题。个体、集体的精神如何表达，历史感是很重要的。像《穹庐》所写的人物，也许无力判断革命洪流中的各种事件，但他们认“中国”两个字。“中国”这两个字，就是很多中国人的信仰啊，它成了一个人身上最深沉的信念。《穹庐》中，嘎尔迪等人虽然也有他的民族信仰，但他内心有更深层的信仰——对“中国”的信仰，这个东西是很有力量的。这部小说也因为赋予了这样一个背景，而显得与众不同。
以实证主义的写作精神写出一群雄强、自在者的世俗生活与灵魂信念，这正是《穹庐》最值得关注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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