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的历史观在很长一段时间喜欢把古人脸谱化,忠奸善恶,一目了然,这样,简单是简单,可对于了解历史真相 没有好处。实际上,人也好,历史也好,政治也好,都处在势利与人情的漩涡里,而变得相当复杂,很难用保守或是进步、忠臣还是奸人等等词汇简单标注。清末名人梁敦彦就是一个不能简单标注的人。
梁敦彦,祖籍广东,小时候,因为他父亲在香港经商,所以让他在当地读书,识得一些英文,也对西方世界有了一些初步了解。这为后来入选幼童留学美国的事打下了好的基础。
幼童留美本是清政府出钱要为自己个儿培养人才用于洋务运动,结果这帮孩子随着思想开化居然把辨子都剪了,有人说就是这个梁敦彦带的头。清政府那个气呀,这不就是花钱养敌人吗?不能当冤大头了,不给钱了。所以这批留学生除了詹天佑等极个别的大学毕业,其他的大多连中学也没上完。
青年梁敦彦
梁敦彦回国后混的还可以,张之洞拉引他,西太后也看好他,到清末,他已官至外务部尚书。
进了民国,梁敦彦的光景实际上也可以,因为张之洞的关系,他没被归入西太后、李鸿章的卖国之流,民国政府对他还不错,他依然小洋楼住着,小汽车坐着,照理说无论他是寓公也好名士也好,就这么活下去也不错,嘿,老了老了,居然还又出了一回名,只是这个“出名”可不怎么光彩。
1917年,当时的民国大总统黎元洪和总理段祺瑞闹矛盾,“辫帅”张勋以处理矛盾的理由带着他的“辨子军”入京,但他的方法并非调解,而是进紫禁城请出了废帝溥仪,要恢复帝制,帝制嘛,不能没有百官,于是大封群臣,别人接了委任状大部分都不来,明显是在观望,而梁敦彦倒是尽心尽力,干得挺热乎。
历史中的人事实上,张勋复辟开始就注定是一场闹剧,他没有那个实力。段祺瑞坐在一旁看戏,直到觉着可以结束了,就派兵在北京城外与张勋的部队打了一仗,双方大都朝天放枪,没伤几个人,张勋就跑了,当然梁敦彦也跑了,溥仪依旧住在紫禁城,段祺瑞以遭人胁迫为由替他开脱了。这个事情混乱了十几天时间,从效果上看除了段祺瑞弄了个“再造共和”名声,什么也没有改变。几个月后,民国政府解除了通缉,梁敦彦才敢回家,之后,他平淡地过了几年,1924年去世。
照理说,梁敦彦自小在香港上学,又留美,对历史潮流应该看得更明白,怎么会参加复辟这样的闹剧呢?他后来对他的孙子说了一些原因——我在美国十年,何尝不知民主的好,但中国不行,民众没有教育,要干,只能君主立宪。这话固然有感念清廷对他的好处而刻意回护的成份,但也道出了那个年代许多人的心声,与他同时代的康有为、杨度等人也是这么想的。杨度的孙子在几年前接受凤凰卫视采访时依旧说“当时的革命派太过着急了,清政府是按过渡内阁然后达到真正君主立宪的。可这十几年革命派等不及了。”
武昌城一声枪响,固然是结束了中国几千年的封建统治,可也拉开了军阀混战的序幕,本来嘛,原来有老大,现在老大没了,谁不想当老大呢?袁世凯、段祺瑞、冯国璋这些北洋系大佬排着队掌权也就罢了,东北一胡子土匪最后也居然主政了北京。后来呢?老军阀没了,新军阀上来了,蒋介石、李宗仁、阎锡山、张学良、刘湘、冯玉祥……唱红脸的、唱白脸的、唱黑脸的,这顿打呀,日本人一看,噢,机会来了,这么乱的一个中国,此时不打,等待何时。于是有了抗日战争。这样的结果,孙中山、黄兴预料到了吗?
说这些也并非要派中山先生等人的不是,从而否定革命的意义,如果是那样的话,以林觉民等黄花冈七十二烈士为代表的仁人志士岂不是白白的牺牲了?我的意思是——在历史的大变革时期,每个社会的精英都想为国家的前途开一些方子,这些方子只要不是当汉奸卖国贼,就都有他合理的成份。也许,在过了几十年之后我们会看出他的错处,但我们也要允许当时还处于那段历史中的人有各式各样的想法和顾虑。
当时的中国成为资本主义国家的条件的确还不太成熟,不完善的资产阶级政党所领导的资产阶级力量也弱小,全国的工业水平也相当落后,仅依靠农业和手工业的出口会造成很大的贸易逆差。这只是经济上的,还有政治上的,原来那个貌似强大的天朝上国虽然差强人意,但毕竟立国几百年,国土广大,且有十几个属国,清一下子亡了,这些属国也就以此为由纷纷远去。如果当时是君主立宪,逐步地改组上议院,完善下议院,国内一统,国外多联邦,结果会不会比后来的乱战要好一些呢?
萨特说;“我们都是历史中的人。没有人可以认定他所做的选择一定是最好的,除非他有足够的智慧。”
所以,像梁敦彦、康有为、杨度这些历史人物的渐进式改良主义思想也应该放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进行分析,不能拿现在的眼光去看待,既不能一味地讽刺他们是在开历史倒车是木头脑袋,也不能只相信胜利者一方的言论,把他们说的一无是处。哲学家对世界的态度是不哭不笑不痛骂而只有理解,我们研究历史或者说研究历史中的人也要抱有这样的态度,才能公正。
历史中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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