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人生中的某些场景,自己以为已经淡忘,当某天不经意间又出现时,惆怅,或狂喜,对你是冲击,或惊奇。
容我词语匮乏,又得用“恍若隔世、如临梦境”般。
这半年来,我一直在北方出差。
身上从大棉袄过度到了大裤衩,衣服由厚到薄,一件件的减少,就像记忆由清晰到模糊,一层层的褪去。最后,残留几个印象深刻的画面。
我本是南方人,在北方生活了十几年,有次回老家就突然开始持续的拉肚子。
老爸说,“在你们北方呆习惯了,回来水土不服吧。”
“哦,您还真幽默。”心中的“汗”洒了一地。
去北方出差,出发的时候,枯黄是草木的主色调。
回来时,我坐的是晚上的卧铺。早上醒来,望向窗外,眼睛突然也“水土不服”了,鱼塘、荷叶、秧田、水牛……
这些遥远的场景中,最惊艳的,还属秧田。
在我心中,水稻和小麦的区别是一个哲学问题。
水稻生长在水田,小麦生长在旱地。大学毕业后去北方工作,第一次见到小麦时,我很疑惑,为什么小麦就不需要种在水田呢?
这不是生活常识问题,恰似思想观念的区别。以前,总认为农作物就是长在水田里,看到小麦,就自然把它划为异类。
小麦的播种,只需要一次就行;秧苗的栽种却需要二次移植。
作为一个农村孩,对那时候家里栽秧的印象,感觉和开盛会一般,一群中年妇女、老大妈,整齐的装束是草帽、袖头、绑腿、套鞋(雨靴)。
那时的我,在上小学吧,也有——一个手指头就能数过来——插秧的经历。当然,干活被玩耍取代,和小伙伴们在水田里抓克马(小青蛙),摸田螺,钓龙虾。
在壮观的插秧工程展开之前,是huai(上声)秧,把秧苗一把把地拔出来,用稻绳扎成小捆,犹如快递小包裹。
这时,“快递”投送小哥——队伍中少有的壮男——闪亮登场了,把成捆的秧苗在担子上垒成一摞。
那担子是U型的,随着人们在田埂上轻盈的步伐,担子有节奏的上下晃动,壮男们的身形无比性感。
接下来插秧,将一把秧再分成一株株,均匀的分部到整片田。现在有了专业的播种机器,比人工方便、整齐得多。
记得电影《杨善洲》中有一段镜头:杨善洲在乡里调研时,看见当地几个农民插秧的姿势不规范,他上前说道:“你们插秧的方法不对,村干部没有跟你讲′三岔九垄′插秧法吗?”然后,他卷起裤脚下田,一边讲一边示范,动作很快,且均匀整齐。
至于“三岔九垄”到底是个什么东东,我就不知道了。
大妈们全副武装的用意,除了防晒,还有一个重要目的是防蚂蟥——像小指差不多长,如签字笔的笔芯那般细,比蚯蚓软,又比鼻涕虫硬。就那么个小东西,专吸人血,听起来很吓人。它叮过皮肤的疤痕,比蚊子叮的红点要大些。
我从小时候一直有个疑问,至今还不明白,它不是应该去叮马的吗?要不它怎么就叫蚂蟥。
因为,还有一种叫牛蟥——不是牛黄解毒片的那个,这位是专叮牛的货,和大拇指般大小。它一被碰到,还像刺猬般蜷做一团,软乎乎的,经常被当做小伙伴们的玩具,我们像丢沙包样把它扔来扔去。
放牛的时候,牛去困泥(到泥坑去玩耍),游泳,起身之后,我会给它做个全身的体外扫描。发现牛身上有牛蟥,得帮牛清除,因为叮得可紧,弄掉它还怪费劲。
那时,我想,若是牛蟥叮人,会怎样呢?至少会掉一块肉吧。
或许它觉得,人肉没有牛肉有嚼头;又或是革命分工不同,每个物种自有负责叮咬的对象,各食一方,不可乱了规矩。
还有一种叮人的,其名“血吸虫”,不是吸血虫,这名字也是怪吓人的。
准确的说不该用“叮”,我实在不知道,人是怎样染上“血吸虫病”的。被染上的人还要“住血防”,这个名词也是怪怪的。
我也没有亲眼见过它长什么样,一直以为是那种和半根针大小的一种浮游生物,在水中搅动的身姿是相当妩媚。
去年7月在武汉参加抗洪时,见到江堤上一个提示牌上写着,“血吸虫感染区,禁止下水。”我浑身的鸡皮疙瘩掉了一地。
后来,我用小时候所获得的专业的生物知识,给大家科普了一下染上血吸虫病的严重性。
再后来,兄弟们在水里堵堤坝的时候,也没有人去管什么血吸虫还是吸血虫了。
文/Fourcol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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