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86年9月3日凌晨三时，37岁的歌德提起行囊，独自钻进了一辆邮车，逃往了意大利。
那时候的歌德在魏玛已经生活了几十年，身居要职。他出逃并非是走投无路，而是发现自己的人生不知不觉被套上了一个齿轮，白天忙于政务，业余创作一些爱情诗，生活把创作热情压榨的干瘪枯竭。
他有朴素的直觉，这样下去不行，因此抛弃了一切，逃到了他心目中的乌托邦——意大利。他在哪里生活了一年零九个月，足迹遍布整个意大利，从城市到农村，喜悦地目睹并描述着岩石的硬度和空气的弹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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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我独自一个人在东京生活了一年，东京也拯救了我。
有生以来第一次，我度过了一段完全真空的生活，没有目标与意义，每天一睁眼就是一大片需要填充的空白。任何一件事都需要把时间拉得很长远，把浓度稀释才能过完一天集合体幅画，认真咀嚼每一口食物，认真地把每一个念想变得绵长。我几乎不会日语，大多数的时候面对别人只能微笑点头，无法建立任何感情联系，更无法在人际交往里投入什么热情。说实话，即便会日语，也无法缓解我的孤独。东京是一个人情冷漠的城市，用获得芥川奖的作家，搞笑艺人又吉直树在《火花》里形容的：
“东京这个地方，聚集着从各个地方而来的人们从前在乡下时，从漫画和电视剧里看见的东京，虽然灯火繁华，但人总是冷漠。上京后我才明白，那不是冷漠，而是因为身为外来者的大家都心情紧张，一个个都表现出不要被吃掉的紧张状态，终于成了一个集合体”。
我在东京的生活仿佛在一种看不见的屏障中，无论是都在拥挤的表参道或者涩谷，还是被裹挟在人群中去看花火大会，我始终感觉到人群是幻觉，我在与自己交谈。
被迫的认真与被迫的隔离，把我从之前在被动加速的跑步机上的生活中解救了下来，重新获得了观察和思考的能力。
这几年我很反感的一句话是：生活不止眼前的苟且还有诗和远方。
眼前苟且和诗和远方是一对虚假的对立。我在东京的生活表面是诗和远方，生活在迷人的异域，鸡毛蒜皮消失了，可东京的生活同样存在着无奈的人性，琐碎的沟通，窘迫的算计与虚伪的寒暄。另外网络的发达让远方的概念消失了，我身在异国，却时刻关注着国内的人与事，为我触手而不可及的苦难而感到悲伤。正是这些不美好的细节才构成了生活的全部。
这或许就是为什么我爱读作家的日记和信件——不仅仅是出于某种窥私癖，更是因为那仿佛是一种反向的摄影。作品是艺术家生命的结晶和照片，我通过日记和信件，把那凝固一瞬间的风景在时空上进行扩展，看到了他们完整的艺术生活。所以我也保留了自己日记里那絮叨的呓语和局促的社交，全部摊开来有种全暴露了的快感。
1789年11月4日，歌德在罗马给自己的母亲写了一封信，信中说：我将变成一个新人回来。重获新生的歌德，其实并没有变成一个新人，就像在东京度过的一年，并没有把我变成一个新人，我们只是更像自己本来应该成为的样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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