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作构思盘绕在作者脑海中的是许多活生生的形象，人物形象应该是个性化的。个性愈鲜明的人物，愈有艺术生命力。这种个性又跟典型的普遍性相统一，共性正是从许多具体的人中抽象出来的，又渗透在个性之中，没有个别，就没有一般。人物个性化是叙事性作品的生命所在。恩格斯要求：“把各个人物用更加对立的方式彼此区别得更加鲜明些。”(《致斐迪南·拉萨尔》）罗丹说：“只有性格的力量，才能造成艺术的美。”(《艺术论》）典型人物是独特的“这一个”，构思中需要把握并凸现出性格特点。
例如，李准构思李双双这个人物，前后花了四年多时间，感到她的性格基调是大公无私，“敢于斗争，见义勇为”，这是农村新人物身上的可贵精神，具有普遍性，但作者觉得仅据这基调“要构成一个多面的丰富多采的性格，则仍嫌不足”。于是，“为了把她这种鲜明的阶级特质比较生动地、多彩地体现出来，又研究设计了她的个性特色，那就是心直口快、泼辣大胆、纯洁乐观、天真善良等”，作者设计李双双这些个性，又是“根据感受到的生活素材决定的”，在吵架不记仇、选记工员、上公社告状、跟喜旺发生冲突等等一系列生活事件中，她的性格鲜明地突现出来，李双双这个新型的农村妇女形象因此更丰满多采了。
李准有这样的构思体会：我觉得写人物时，应该是反复酝酿揣摩，烂熟于心，真正达到呼之欲出的境界，方可动笔。“人物的行动、语言，到什么地方，他会怎么说话，完全把握准确以后，成为浑然一体的时期，在创作时就可以随心所欲，从容不迫。”这说明只有十分熟悉人物个性，才有可能成功地创造出典型人物。
强调人物个性化，构思时应防止两种倾向：一种是对人物只作庸俗社会学的图解，抹煞了人物活生生的个性。这正如恩格斯所批评的那样;“个性更多地消融到原则里去了”，人物成了“时代精神的单纯的传声筒”。我们看到有些作品人物干巴巴，千人一面，缺少形象的艺术感染力，正是犯了这种毛病。
另一种就是堆砌琐屑事故，把个性与共性分裂开来,难以显示人物的典型意义。对这类情况，恩格斯批评为“恶劣的个性化”。生活中并不是每个人一举手，一抬足，一言一行，都有普遍意义，典型性格毕竟不是生活中的人物的自然主义的录像。因此，赋予人物鲜明的个性，特别要研究人物活动的偶然与必然、表象与本质、特殊与一般等等关系，要考虑能充分显示性格特点的传神所在。
鲁迅指出的塑造人物要“画眼睛”的艺术经验，很值得吸取。人物言行之是否传神,还得看在特定条件下是否有助于典型形象的创造。叶圣陶曾举例说:“两个人见了面谈天气,本来是无聊的敷衍，一般说来不值得写；可是要表现的如果正是这种无聊的场合，那么“今天天气哈哈哈’又成了传神之笔。”沙汀说，如果觉得某个人“干燥无味"，好像没啥好写，但是“只要你真正掌握又写出了他的‘干燥无味’，也就有‘味’了。”
我们说,凡是真正从生活中提炼出来的、又能显示一定意义的人物个性，总是活泼泼的，不会重复的。我们文学文艺园地，应该创造出各种各样性格鲜明、光采照人的典型形象来。
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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