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献忠“屠蜀”是清初四川人口锐减到只有50万的主要原因吗？

张献忠“屠蜀”是清初四川人口锐减到只有50万的主要原因吗？

四川号称天府之国，给人的印象是物产丰富，百姓安居乐业。你知道吗，在明万历时期统计的四川人口达到了600万人，可到了清康熙时期仅有不到50万人了，川人几乎到了灭绝的地步。这是怎么回事呢？

明朝末年，农民起义在全国多点爆发，全国战乱不断，四川也不能幸免，军民伤亡巨大；加上清军南下入关后，为彻底清除南明势力，对坚守抵抗不投降的地方采取了残忍的屠城政策，中华大地放眼望去，尸横遍野，皑皑白骨；再加上连年大旱，粮食绝收，中国进入明清小冰期，冬季异常干冷，百姓饿死、冻死的不计其数。这些因素叠加在一起，全国人口由明万历年间的6000万，降到了康熙年间的1000万，减少了近八成人口。四川人口减少的就更让人触目惊心，600万减少到不足50万！九成多人没了。为啥四川减少的更多呢？这和一个叫张献忠的农民起义者有直接关系，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张献忠“屠蜀”。

张献忠，字秉忠，号敬轩，外号黄虎，陕西延安府庆阳卫定边县（今陕西定边县）人。明朝末年农民军领袖，与李自成齐名，大西政权的建立者。他生性残忍，为达到目的不择手段，甚至毫无人性。

明崇祯十七年（1644年）八月初九，张献忠攻陷成都，下令屠城三日。三日过了，停止大杀，仍然每日小杀百余人以树威。欧洲传教士利类斯和安文思二人所著《圣教入川记》记载，张献忠每日杀一二百人，为时一年又五个月，累计杀人10万，亦不算多。他在疯狂屠杀成都20万无辜百姓后曾经说：“四川人民未知天命，为天所弃……今遣我为天子，剿灭此民，以惩其违天之罪。”张献忠俨然以上帝的代言人自居，表示自己要“替天行道”，杀光四川百姓，其思想恐怖至极。

据《蜀破镜》记载，某日晚，张献忠的幼子经过堂前，张唤子未应，即下令杀之。第二天晨起后悔，责问妻妾们昨晚为何不救，又下令将诸妻妾以及杀幼子的刀斧手悉数杀死。

张献忠创造了许多杀人的名堂，譬如派遣将军们四面出击，“分屠各州县”，名曰“草杀”。上朝的时候，百官在下边跪着，他招唤数十只狗下殿，群狗嗅到谁，就把谁拉出去斩了，这叫“天杀”。他想杀读书人，就开科取士，将数千四川学子骗来杀光。

每屠杀一地，都详细记录所杀人数，其中记有人头几大堆，人手掌几大堆，人耳朵几大堆。打下麻城后，他把妇女的小脚砍下来堆成山，带着他最心爱的一个小妾去参观。小妾笑着说:“好看！好看！只是美中不足，要再有一双秀美的小脚放在顶端，就再好也不过了。”张献忠笑眯眯地说:“你的脚就最秀美。”于是把小妾的脚剁下来放到“山尖”上。

《温江县志》上说，温江县由于张献忠的屠剿，“人类几灭”。张献忠死去13年后（1659年），县里清查户口，全县仅存32户，男31丁，女23口。“榛榛莽莽，如天地初辟”。民国《简阳县志》卷十九记载:“明末兵荒为厉，概成旷野，仅存土著14户。”

1646年7月，张献忠被南明部队围困在成都，他决定放弃成都向外突围，在大军逃离成都前，对成都实行残酷的“四光政策”，尽杀蜀人，从老百姓到军队家属（老弱病残）再到他部队中的湖北兵、四川兵都在剐杀之列，剐杀后制成腌肉以充军粮。临出发前，张献忠将自己的280多位妃子斩杀，又下令将皇宫纵火焚毁。如此的毫无人性的屠戮，中国历史上也是绝无仅有了。

1646年农历九月，张献忠“率贼营男妇百余万操舟数千蔽岷江而下”，当时南明将领俞忠良在其所著《流贼张献忠祸蜀记》回忆说，当时南明将领杨展在四川彭山江口截击张献忠的部众，张献忠为了逃脱，将历年劫掠的金银财宝很多都在岷江江口段沉没，这也就是后来“江口沉银”传说的由来。

1646年农历十一月（阳历为1647年1月），张献忠率领残余的军队扎营于四川西充凤凰山，也就是在这里，40岁的张献忠被一支流箭射中肩部而死，结束了他罪恶的一生。

史书上记载，四川真正的大乱，从明朝灭亡的当年1644年开始后，三年后（1647年）张献忠被杀。此后南明军队、大西军余部、李自成大顺军余部，以及四川本土的军团势力又与清军展开了反复的厮杀争夺，到1662年投降南明的大西军余部李定国病逝，这也宣告了南明在大陆的抗清势力全部覆灭，但到了1673年，三藩之乱又接着爆发，此后一直到康熙二十年（1681年），清廷才最终平定整个四川，也就是说，张献忠死后37年间（1647-1681年），四川仍然陷于长期的战争、动荡之中。

因此无论从时间还是空间上来说，张献忠的“屠蜀”虽然恶贯满盈，但并非是四川人口锐减的唯一原因，但是重要原因之一。

清初刘景伯在所著《蜀龟鉴》中也大概指出当时四川人口锐减的原因：

“川南死于献者（张献忠）十三四，死于瘟（疫）、虎（患）者十二三，而遗民百不存一矣。川北死于献者（张献忠）十三四，死于姚黄者（指姚黄十三家等地方军阀）十四五，死于瘟（疫）、虎（患）者十一二，而遗民千不存一矣。”

在成王败寇的逻辑下，有关张献忠“屠蜀”的恶行在既有事实的基础上被不断夸张演化。在张献忠确实“屠蜀”的既存事实上，清廷又将包括自己在内的各方势力对于四川人民的掳掠与屠杀，全部归咎于张献忠，甚至不惜进行肆意的夸大和渲染，最终达到为自己入主中原、寻求统治合法性的宣传套路。

在1949年建国后，史学界又走向了另外一个极端，在重塑张献忠 “农民起义英雄”形象的过程中，张献忠残暴的一面又被故意忽略，有的学者认为张献忠并没有杀那么多人，所杀的不过是地主阶级而已。

一直到1978年改革开放后，学术界对于张献忠的评价日趋客观，有关张献忠是否“屠蜀”的问题也被更加充分和全面的讨论。如今回顾这段明末清初四川人口锐减的血腥历史，依然让人不寒而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