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某一天，我得了不治之症，我想告诉我的亲人，
我拒绝消极治疗，躺在病床上，花大把的钱，靠仪器来延续生命，不管是数月，
还是半年，或者一年。。。
我不愿，我生命的最后时光里，只有药水，疼痛，和苟延残喘。
请将我，尚未损坏，可以派上用场的零件，尽数拿去，
我希望，某一部分的我，可以在另一个生命里，得到延续，
请让我，痛快落幕，无悔离场，骄傲仰着头，踏上轮回。
这是在知道了高敏的故事后，我心里更加坚定的一个念头。
她是一个器官捐献协调志愿者，有人称她们这些协调员为，生死摆渡人。
2005年，湖北天门18岁的女孩子金省因为交通事故，颅脑重度损伤。女孩的母亲在悲伤未散去时，就主动将女儿的肾脏，肝脏，眼角膜捐献了出来。这些器官救助了上海两个小男孩，武汉一个小男孩，还有深圳的眼疾患者。这是高敏联系协调下的第一单器官捐献，也是国内首例。
2008年，在深圳打工的27岁的杨杰，遭遇了车祸，医生诊断为脑死亡，必须依靠呼吸机维持基本生命体征。杨杰的妻子，一个普通话都不太会说，自己的名字也不会写的纯朴女人，在捐献志愿书上摁下了手印。当医生将她丈夫推进手术室，准备器官捐献的那一刻，这位妻子好像忽然明白，此刻是真的要失去自己的丈夫了，开始放声大哭。这个年轻的打工仔，经由他妻子，捐献了心脏，肝脏，肾脏，眼角膜和皮肤，共救治了八个人。
2012年，21岁的女大学生黄圆圆，在实习时煤气中毒，深度昏迷。女孩的父母靠亲人朋友凑出的路费，来到医院。没有钱住旅馆，裹着被子睡在病房外的楼道里。在被告知抢救无效后，这对善良的父母决定捐献女儿的器官和遗体。当停止治疗的意见书放在他们眼前时，父亲一直抽着烟，母亲坐在那儿流泪。从上午到隔日的凌晨，母亲粒米未进，父亲买了一瓶酒当做自己的午饭。
艰难落笔后，父亲紧紧握着女儿的手说，
跟爸爸讲话呀，黄圆圆。你还说要孝敬爸爸呢，你咋不孝敬了。你还说要读本的，你读啊。
在女孩被撤出呼吸机准备手术时，她的父母再也无法承受，转身离开了医院，将女儿的最后一程，留给了高敏。
05年至今，高敏共协调完成器官捐献100多例，遗体捐献200多例，眼角膜捐献500多例。
她说，她见证了七百多场生离死别，记得他们每一个人，每一个家庭的故事。
她说，每一个捐献者家属都会说，如果他死了，器官能救更多的人，就好像生命得到了延续。
她说，她知道这样简单的一句话背后，隐藏着多少沉重的伤痛。
我通常不敢去想那些生死离别的场面，哪怕仅仅是一个想象出来的画面，都会扎得生疼。
我们害怕失去，害怕永别，亲人，挚友，乃至，自己。
可那一天总会到来。
如果到了那一天，我们可以在悲痛中，为他们或是自己，为这个世界最后做点什么，这是否会是个最好的选择。
尽数烧去能怎样，一抔黄土，一堆灰烬，依旧触碰不到。
将有用的东西，传递出去，留下一些生的希望，是否可以更好地证明，我们存在过，还将依然存在着。
生与死之间的摆渡，是轮回，也或许，是新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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