卡夫卡的《变形记》是世界公认的经典小说，影响了无数作者的写作，更有无数的读后感。阎连科的“悟得”有点另类。他说二十年前第一次读这篇小说，感觉就是硬邦邦一个“假”字。他说‘无法明白，一个人如何会在一夜梦醒之后，变成了一只巨大的甲虫，正如你家门前的一棵花草，在转眼间，结出了一颗巨大的苹果，这情景让人无法相信、不敢相信。
我国虽然早有人变虫的名篇，比如清代蒲松龄《促织》，儿子变成了促织，但在变之前有长长的铺垫。因为宫里玩促织，各级把抓促织的任务压到了最下层的里正身上，老实的里正抓不到好促织，屁股被打烂了，好不容易抓到一只好的，被九岁的儿子不小心扑死了。于是儿子跳井化成促织。比如《西游记》孙悟空有七十二番变化，那是老孙拜斜月三星洞菩提祖师为师学来的。
“困惑之中，无论找来多少有关的解释和论述，都不能帮助我理解格里高尔在《变形记》中所处的环境如何能把他‘对立’‘挤压’成一只巨大的甲虫。由于卡夫卡的盛名，由于《变形记》的经典，我希望卡夫卡对此有必要的说明。我坚信这个叫卡夫卡的最具创造性的作家，一定在《变形记》的故事背后隐藏有从人到虫的那个‘必然的过程’和‘不得不变’的根据。于是，我开始第二遍、第三遍的阅读，企图从故事的深处寻找‘由人而虫’的那种必然的蛛丝马迹。这样努力重读的结果只是徒劳，我在小说中几乎没有找到丝毫变的过程和必然。”
阎连科抓住“格里高尔为什么突然就变成了甲虫”这个困惑，开始思考，生理上人不可能变虫，那么精神上人可不可能变成虫？他读卡夫卡的书信，也读卡夫卡的传记，但这些都没有帮助他找到格里高尔“一定要”“不得不”由人而虫的依据。虽然，他为卡夫卡对格里高尔的爱所感动，却还是希望他写出格里高尔人虫之变的内在依据和交代。这种对故事合理性固执而倔强的态度，使他在十余年里对卡夫卡耿耿于怀，保持着尊敬的怀疑。 “假”从《变形记》中突兀而生，朝着卡夫卡别的作品乃至他的全部创作浸淫蔓延。这种怀疑甚至影响着他对《城堡》的理解和思考，以为K无法真正进入那座神秘城堡不是城堡本身的缘故，而是卡夫卡本人从创作伊始就已经扔掉了打开城堡的各种钥匙和可能。
记得自己读《变形记》时的感受是家人对格里高尔态度的变化。他第一天变成虫时，父亲还是摧他去上班，后来发现他变不回人时，觉得虫的形象丢脸，暴怒地赶他回房间，他的硬壳挤不进去时，父亲朝他的壳揣了一脚。他受伤了，不仅不送他去马路对面的医院看病，反而用苹果砸他，以至于苹果嵌入他的硬壳腐烂。妹妹开始时还送牛奶面包在门口给他吃，后来送吃剩的残渣，最后他吃没吃都没人关心了。
我虽然觉得格里高尔变甲虫是假的，但我认为文学就是虚构，“假”是一种象征手法。他是人的时候，全家只有他一个人工作，不仅要保障日常生活，还要还房贷、供妹妹读书，家人安享他带来的中产阶级的安逸生活。没人关心他累不累，苦不苦，每天起早贪黑去推销，没有一天可以休息，像紧绷的弦越拉越紧，终于在某一天断了，得了急病，比如心血管中风脑梗之类的病，躯体不受大脑支配，一夜变得像甲虫一样。我觉得除了格里高尔变成虫这一点有假之外，其他的内容非常真实，生活中失能老人遭遇室家人嫌弃的案例很多，那些老人曾经也是家庭的顶梁柱。
阎连科难道不懂象征和比喻？他的困惑是由人变虫的合理依据，显然我没有想到这一层。这就是普通读者和大师的差距。读书不是仅读懂就够了，还要读到为什么这么写，依据何在？
“一九九一年秋季的一天，在我病卧床榻上，感到疾病缠身时，百无聊赖中，阅读《百年孤独》这部仅有二十多万字的长篇巨著时，竟在忽然间、猛然间，有了如获至宝之感，仿佛在那一瞬间里，一扇天窗大开在了我的头顶，有一束光在那时不仅照亮了我对马尔克斯的阅读，还以《百年孤独》这本巨著的反光，照亮了《变形记》《城堡》在我阅读中留下的暗影。答案就是，他，卡夫卡，在写作时，有敢于让自己由职员登上皇帝宝座的勇气，这种勇气不光是写作的胆量和能力，更重要的是面对故事的态度。这种态度决定了卡夫卡对小说真实性的看法。他在内心坚信，作家面对小说的故事时，是“我说是真的它就是真的，而不是你们（读者）说是真的才是真的”。正是这种在小说创作中的“专横跋扈”的精神，显示了卡夫卡小说创作的天才，使他成为二十世纪世界文坛中最具创造力的作家。”
没有想到解开他困惑的答案居然是这样。写作课许多老师说，小说塑造典型人物是杂取种种人成就一个人，这个人必须有现实的真实性。原来这种说法并不全面，还有像卡夫卡那样的天才作家，他们对小说真实性的看法，“我说是真的它就是真的，而不是你们（读者）说是真的才是真的。”
从读书中产生困惑，从解开困惑中获得自己的独特见解，这才是真正的读有所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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