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时候总盼望着快点长大，以为长大了就可以随心所欲，不再被父母管束，不再被功课拖累；以为长大了就有花不完的钱，有用不完的时间；以为长大了快乐也会与日俱增。而真正长大，才发现过去了的时光是那么让人留恋。无怪乎上了年纪的人会这样感叹：真想回到老娘拿着笤帚疙瘩追着打自己的时候。唉，少年啊，痛并快乐的时光。
学雷锋的日子
这些年来雷锋似乎离我们越来越远了，即使我身在学校，也感觉不到小时候学雷锋的那种热潮。倒是今年学雷锋的势头还比往常猛一些，学校的宣传栏里，电视机里，到处都在告诉人们这是三月——学雷锋月。那久违了的老歌响彻在耳边，《学习雷锋好榜样》这是我小时候仅会唱的几首歌之一，这首歌是我们小女孩们跳皮筋时的伴奏，犹如现在的RAP。
每年的三月，老师通常会下任务，要求每个学生每天都必须做一件好事。做好事不难，难的是天天做好事。那时候县城的人不多，车更不多，扶老奶奶过马路吗？不可能，那时候别说红绿灯了，连马路都狭窄的只能过一辆毛驴车，两步就可以窜过的马路根本不需要有人扶，更何况老奶奶没事来马路上干什么呀？那时候可不象现在有那么多商店和小摊贩，基本上属于自给自足，老奶奶在家就把什么都干了。帮老爷爷推车？偶尔出现一个有车的老爷爷，那也是坐在毛驴屁股后面的，根本不需要我们啊。于是同学们做得最多的便是捡东西交给老师，今天捡了一块橡皮，明天捡了一截铅笔，老师的桌子上不几天便堆满了各种文具，结果当然是物归原主，可不几天就又满满地堆一桌子，谁都渴望自己的名字写在好事栏里。老师无奈地望望桌子，也不能说不学雷锋呀，那不但打击同学的积极性，那政治影响老师可要吃不了兜着走的。同学们多数捡的是无名氏的文具，郑小三就可笑了，那天他同桌的铅笔没有放好，骨碌碌地便滚到了地上，他的同桌刚要弯腰去捡，小三眼急手快，一个箭步跨出去，捡起来就冲老师喊：“老师，我捡到了一只铅笔。”始终看着这一幕的老师欲言又止，哭笑不得的样子让我现在都记忆犹新。
我有个同学，名字里有个梅字，经常把头发在脑后辫成一个小辫，缠着红头绳，我们大家都叫她小铁梅。铁梅的父母在河南，她是和奶奶生活在一起的。有一次我去她家玩，她奶奶看到我脚上穿的鞋子：“盈，你的鞋子真好看呀，谁给你做的？”
“我妈。”我自豪地抬抬我的脚。
“真好看呀，让你妈也给我剪个鞋样吧？”
“嗯。”心里暗喜，这应该算是一件好事吧？
可回家看到妈妈忙碌的样子我却不敢向妈妈提这一非份请求，只好把妈妈夹鞋样的书翻了个遍，不是大就是小，就是找不到和我脚上一样的，现在想来大概是我不认识吧。
好事没有做成，我沮丧了很长一段时间，从那以后再没好意思去铁梅奶奶家玩。再往后，铁梅她们家迁去河南再也没回来，这件未完成的好事让我难受了很久，现在都没有忘记。真不明白我当初怎么就那么怕我妈呢？
难忘的三月，难做的好事。
勤工俭学
现在的孩子没几个人知道勤工俭学是个什么东东。
上小学的时候，勤工俭学对于我们那就是家常便饭，隔三岔五的，老师就让拿铁锹，拿扫帚，拿粪桶，拿锤子……反正除了不拿碗筷，所有的劳动工具都带过。去给山上的树捉虫子，去外贸砸核桃，给学校的地里积肥，给山上正在修建的广播站搬砖。
最频繁的是大扫除了，不大的校园里满院拿扫帚的同学。男同学拿着笤帚打仗，女同学躲在角落里躲避飞向自己的扫帚。老师们都不知道去哪儿了，只是偶尔会有个窗户开个小缝，闪出某个老师的脑袋来呵斥一下闹得不象话的男同学，被呵斥的便低下脑袋哗哗的挥洒两下，于是满院尘土飞扬。
最讨厌的便是抬粪了。两个同学抬着一桶稀而臭的粪摇摇晃晃地去浇城外的地，前面的同学担心脚后跟踢了粪桶，后面的同学则一手捂鼻子尽量少呼吸甲烷气。我从小是个小个子，在这方面是一点儿光都不沾，抬粪更不用说了，不但个子矮没人搭伙，我父母都工作，我还借不上粪桶，所以每次都是老师硬性安排。有一次，老师把我硬性摊派给了班里的娇娇女小芳。个子小的我钻在粪桶的后面，到了地里的时候已是满头汗，小芳捂着鼻子跳到了一边，没办法，倒粪的工作只好我来了。没有经验也不愿两只手都沾粪桶，我就拉着桶环把粪桶往跟前一拉，结果一桶粪全浇到了我的一只鞋上，还亏得另一只脚躲得快。那天我正好穿了一双妈妈给新买的鞋子，我那个心疼呀，回到家肥皂香皂地一通折腾，却始终没法让它恢复得和另一只一样新。妈妈说粪的污染性强，只能那样了，也舍不得扔，只好一只新一只旧地穿到脚长大。
勤工俭学还有一件难办的事就是交废纸和废铁。老师有时会给我们放半天假，让我们去完成每个人二斤废纸或废铁的任务。男同学常常会炫耀自己如何翻过车辆厂的院墙偷到废铁超额完成任务的辉煌业绩，当然也不乏被看管人员发现狼狈逃窜的经历。偷废铁似乎是一件顺理成章的事情，没人觉得不光彩，反正只要完成任务，老师从来没有批评过他们。而我就不行了，翻墙穿越不要说没那体力，更没那胆量，所以交废铁的任务我从来没有完成过，顶多在路上捡个铁锈的钉子螺丝什么的，有次实在无奈，我就偷偷地把我妈妈不用的一个捅火柱子拿去交了。我有个专门捡废纸的竹篮，可是利用率不是太高。因为那时候的街道真是太干净了，除了烟头就是果核，一块儿废纸都没有。有一次我筋疲力尽地转了一个下午，只捡到两块糖纸，那天我妈笑得牙都快掉了，到处向人宣扬我的战绩，好不容易不笑了才把红着脸的我带到她同事的办公室里，让我把废纸篓里的宝贝倒到我的竹篮里，那是我完成任务最好的一次。
现在想想，真是一件又好笑又难过的事呢！
表 演
我最喜欢的是跳舞，可是那时候的音乐多么贫乏，没有音乐更没有播放乐曲的器材。因而我参加最多的表演便是排方。知道排方吗？精确地说就是排着方阵在街道上整齐地走，偶尔把手里的道具举起来喊两句口号。
大概是三年级吧，排方的高潮期。我们经常要穿着统一的服装，手里拿着花喊着口号在小城环游。当然也有敲着鼓、举着花环、挥舞着三角小旗的。不过，那是别的学校，我们学校穷，糊不起花环，扎不起花，更买不起服装。于是“借”这个字被我们学校频繁使用，借白衬衣、蓝裤子、白球鞋。白衬衣好说，我哥的拿来，大一点也不怕，往裤子里一扎就得。蓝裤子也不愁，我妈有先见之明，年年过年给我们做的都是蓝裤子，一举两得，过年的裤子兼游行。最发愁的就是白球鞋了。去哪儿借呀，且不说鞋子的大小肥瘦。那年头儿，能穿得起白球鞋的没几个人，即使有，他舍得借吗？知道啥是灵机一动吗？我们那时一家五口住在我妈的办公室里，办公桌上总会堆着一摞摞的作业和一两盒白粉笔，我望着白粉笔灵机一动，有了。我把我穿的红布条绒鞋染成了白色，虽然走一步掉一层白灰儿，象种面一样，可远远看上去和白色差不多，那时老师对白球鞋的要求没那么严格。
游行用的塑料花最终还是我逼着我妈给我借来的。本来我是想自力更生的，因为有一次我在一个同学家里玩，她住的是四合院，我不经意间瞥见她院南屋的条机上摆着两瓶塑料花。那会儿也不知道哪儿来的勇气，平日里胆小如鼠的我居然恬着脸去他们家借花，结果当然是碰了一鼻子的灰，只好蔫蔫地回家去缠妈妈了。
六一的时候，县里要办一台晚会，主要是东西北关的学生表演。那是我表演生涯最活跃的时期，一个人参加好几个节目，一会儿是拾金不昧的好少年，一会儿是幻想着飞向太空的机器人，一会儿又变成了农民大棚里的新鲜蔬菜。最雷人的是我还当上了现代化鸡舍里的鸡妈妈，长长的一排鸡妈妈，不是象现在一样穿着象征鸡妈妈羽毛的绒布衣，戴着鸡妈妈的头饰。呵呵，“老传统都比较笨”，我们一排鸡妈妈是钻在真正的“鸡”里，用竹篾片扎成框架，糊上白纸，画上羽毛，象悬挂的鸡灯笼一样，只露出两只眼睛让我们走路的时候不至于绊倒。因为是六月，我们这些鸡妈妈捂在鸡灯笼里满头大汗，要是手里拿个鸡蛋的话肯定能孵出鸡宝宝来，幸亏演到一半的时候停电了，不然我们这些现代化的鸡妈妈都要得鸡瘟了。
停电是常有的事，那会儿没有发电机，停电也就意味着晚会的结束。“英英”“燕燕”“芳芳”……一片漆黑中传来妈妈们焦急的喊声，我真不知道在黑暗中、在许多鸡妈妈中，妈妈是怎么发现我的，只记得妈妈拉着我的手一步一步小心翼翼地离开了舞台。
晚会在黑暗嘈杂中隆重谢幕，同时谢幕的还有我尴尬又美好的少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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