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小学时,我们的学校是在村上的大礼堂办的,老师办公室设在板制的二楼上,一条粗大的柱子下,铁丝儿拴着一个铁钟,只要韦校长或老师拿着短柄的铁柴刀一敲,钟儿就发出清脆的声音,传得很远。踩着点上学的孩子,只要听到第一声钟响,就把脚步放快,或是小跑,身后的书包随着步伐左右摆动。礼堂很宽,除了成为五年级的敞开式教室之用外,也做为集队时用。礼堂侧门的几步石阶下边,是个古庙,古庙的两旁各改成两间教室。这样,一个完小的规制就齐备了。
一年级时,我们教室后边立着一个大鼎钟,像我们一般高,上边印着“风调雨顺”的铭文。后来,该钟被请去了博物馆的文物长廊陈列。
两两相对的教室中间,是一个石板镶嵌成的院子,院子中间长着一株老桂花树。据说是和安宁门前的桂花是同时种下的,枝老叶茂,华盖亭亭。
每到深秋的沤雨过后,金黄金黄的桂花就开起来。这两株遥遥感应着的树,每年的花期相同,并且花期过后,都会结一颗一颗的桂花籽儿。
白发苍苍的老校长仍两眼如炬,每次集队,他双眼只要往学生队伍一扫,大家立即噤若寒蝉,鸦雀无声。在他的关照下,院里的桂花树年年平安度过花期,无人伤害。
冬天极寒的天气里,高年级的同学从家里拿来柴禾,堆放在礼堂中间的位置燃火取暖,外围的老师和同学们,脸儿映得通红……
礼堂大门的左侧,是一棵古榕,古榕中间有个天然的“树门”可容一到两人同时通过。也只有周末,学生娃才敢恃无忌惮地在上边穿行。只是它结的榕果,一点不及咸宁古榕的甜美。所以除树洞还诱人外,这棵庙榕还真不够吸引力。
我第一次佩戴红领巾成为光荣的少先队员,是小学二年级时。那天正下着倾盆大雨,而礼堂内,列队齐整的我们,庄重地叠好红领巾,在校长和老师的引领下仔细系好,我把它贴在脸上,贪婪地闻着它的清香,感受着它带给我的荣光和力量。
三年级即将暑假时,村子发了一次大涝,那次大涝中,校长、老师和村民们拉成人链,把全部学生都安全转移了。但礼堂的凳子,被涌进来的水冲得横七竖八。我们也是第二天大水歇了后,回到学校见到的狼藉。
好在这场大水后,暑期就到了。到我读四年级时,已经在原址上建好了两排L字型的泥砖瓦房做教室,礼堂已不复存在,围墙把大榕树圈入了校内,在它浓荫庇护之下的操场,集队和搞活动就更方便了。
只是,那株年年溢香的老桂花树,当时没有技术力量搬移它,被折损了。不久后,安宁门外的那株也莫名地枯了萎。不由想起“树犹如此,人何以堪”的悽怆来。
十几年前,老校长仙逝了,教育局和老干局都派人为他送行。在追悼词中,我才知道他之前以古庙为掩护,是秘密成立支部的成员之一。八十年代初,辗转各地的他申请回到了家乡,谢绝了其他高就,一直在我们小学干到离休。
致敬,我的母校!
致敬,我的老校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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