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主国家的公债危机

一，现状-----“债台高筑”的民主国家

“债台高筑”是目前西方民主国家的普遍现象。拿2017年的数据来说，美国政府债务占GDP比重已经高达108%。也就是说，美国公债的规模，比美国一年的经济总产出还要高，美国政府债务总额已突破20万亿美元，每个美国人需要分摊6万多美元。同年，英国政府债务占GDP比重是87%。而且，很多欧盟国家也都陷入了主权债务危机，其中最有名的就是“欧猪（PIGS）”四国，它们是葡萄牙（Portugal）、意大利（Italy）、希腊（Greece）和西班牙（Spain），这些国家政府公债规模都接近或大大超过该国的GDP。另一个欧洲大国法国，政府债务占GDP的比重同样高达97%。

二，公债危机因何而来-----入不敷出的政府财政

直接原因当然很明确：它们的政府支出远远超过政府收入，就导致了财政赤字；财政赤字不断累积，就导致了债台高筑的局面。

三，深层次的原因

一直以来，人们并清楚出现公债危机的深层次原因，一直到了20世纪后半叶，随着“公共选择理论”的兴起，人们才逐渐理解其中的奥秘。

首先，我们看看在人类历史上，人们是怎样理解政府和政府官员呢？

在西方，柏拉图认为，政治的目的是建立善的城邦，造就善的公民，而这最好由哲学王来领导。所以，政治家在知识和德行上都应该是异于常人的。

在东方，孔子说：“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拱之。”这也是在追求政治与德行的统一。

这两位东西方的思想宗师，都假设政治家们追求的是公共利益，或者他们至少应该追求公共利益。

后来，尽管东方的韩非和西方的马基雅维利都写下了更现实主义的政治叙述，强调了政治人物对私利的追逐，但他们并没有发展出一整套分析政治家和官员行为的理论。

而随着公共选择理论的兴起，人类才在这个领域获得了重大突破。

公共选择理论的核心，是用经济学的理论与方法来分析政府行为和政治现象。

它首先将经济人假设——或者叫理性人假设——用于对政治家、官员和选民的行为分析。这样一来，政治家与政府官员就不再是道德异常高尚的非常物种。相反，他们跟其他人一样，也是经济人或理性人，他们也都是自利的、理性计算的和追求效用最大化的。

在这个基础上，公共选择理论还将政治领域视为一个充满各种交易的政治市场。在民主制度的框架下，政治家的利益是获得更多选票，是实现成功当选；而选民们的利益是获得他们自己想要的公共政策。这样一来，选举就变成了政治家用政策换选票、选民们用选票换政策的政治交易过程。

你可以想到的是，政治家为了当选，就需要提出迎合选民的公共政策。如果多数选民都喜欢福利，但不喜欢税收，要是你参选，你要提出一个什么样的政治纲领呢？如果你说，现在政府已经债台高筑了，必须要同时采取两个政策，一是增加税收，二是减少福利，这样，你很可能就当选不了。选民们更乐意投票支持那些承诺减税但并不需要削减福利的政治家，或者投票支持那些承诺增加福利但并不需要加税的政治家。

但现实中这又怎么可能呢？所以，惟一的办法，就是举债度日，也就是政府不断地增加财政赤字。所以，你看，财政赤字就是民主政治运作本身所导致的结果。这就是“民主赤字论”的主要逻辑，也是“公共选择理论”的基本框架。

四，现实政治中的公债问题与挑战

20世纪80年代，美国保守派总统、共和党人罗纳德·里根，发动了以减税和放松管制为特点的政治经济改革。里根笃信小政府，甚至认为“政府并不是解决问题的手段，政府就是问题本身”。

一开始，里根的本意是实施既减税、又减福利的“双减计划”。真正掌权后，里根确实推动了大规模的减税计划，但他难以实施大规模削减福利的计划。

原因明摆着，他不敢得罪从社会福利开支中获得实际好处的大量选民。结果，从1981年到1989年，里根使得美国政府债务增加了186%，新增政府债务高达1.86万亿美元。这在当时已经是一个天文数字。

另一个例子是，上一任美国总统巴拉克·奥巴马执政的八年，也是美国政府债务大幅攀升的八年。奥巴马是民主党人，在任时还颇受欢迎，但离任时给美国留下了一个财政上的烂摊子。

原因是，一方面，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受经济下滑影响，美国财政收入一度随之下滑；另一方面，为了刺激经济，奥巴马政府需要扩大政府开支。这样一减一增，奥巴马只能靠不断借款来维持政府运转。在奥巴马政府任内，美国政府债务增长了74%，还史无前例地突破了20万亿美元。

我们可以看到，尽管里根是共和党人，而奥巴马是民主党人，但他们领导下的美国，在财政与公债问题上的结果竟然是相似的。

所以，发达民主国家的公债危机，表面上是一个财政问题，其实是一个政治问题：民主意味着多数人的统治，但如果政治家过分迎合选民利益，就会带来短期利益与长期利益的冲突。因为政府公债，最终仍然要由全体选民来负担。民主固然是好的，但民主能否实现稳健的财政，却是一个现实的挑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