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自北方多利安人的入侵，席卷了亚该亚人在克里特文明基础上形成的迈锡尼文明的成果。坡市，宫费、文字、绘画、雕刻、精湛手工艺品等国王及其国家机器一道消失得无影无踪，就像从未产生过一般，古希腊进入了一个贫困、闭塞、愚昧的时代。因为识字的人消失了，所以多利安人人侵后200年里没有任何文字残留下来，导致这段历史一团漆黑，因而近现代西方人便称公元前11一前9世纪的希腊是“黑暗时代”,同愚昧的中世纪相提并论。不过古希腊人的城市文明虽然消失干净了，但农业文明还在，生活本身却不会因任何巨大突变而中断，仍按其固有的规律进行着。人们日出而作，日落而息，辛勤地劳动，积累着生产经验，积蓄着下一次经济、社会进步的能量。
暂时的一步倒退，虽令经历这段历史的人付出沉重代价，但因倒退打碎了一些现成的规范、传统，又使得与旧规范、传统不同的新事物有了顺利发展的可能，在条件合适时，历史会因这一退步而前进两步，产生新规范新传统。古希腊人后来创造出独特、灿烂的文明，很大程度上有赖于这种从零开始的机遇。
斯巴达在双王和部落元老们的共同治理下，安安稳稳过了一百来年。但是到了公元前8世纪，一度团结一心的斯巴达人内斗起来，而且不仅斯巴达，整个希腊各部落都发生了内部危机。危机从何而来？原因是原始公社开始解体。
多利安人入侵一度缓解了希腊土地集中的趋势。大量人口流失，使古人谋生的主要生产资料一土地显得充裕起来，氏族部落的耕者都能有其田。但一百多年和平生活，人口翻了几番，土地却没有增加，原来一块地一个人种，现在四个人种一块地，那土地能不紧张？况且，在平静的发展中，富裕起来的人成了贵族，这些发财的人都要置房子置地。地从哪来？希腊是一个多山的半岛，开荒几乎不可能，只能想方设法兼并同胞的土地。这样，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便紧张起来，贵族和平民相互凌辱，摩擦不断，富人土地积越多，贪心越来越大；穷人土地越来越少，有的无立锥之地，穷人盯着富人的财产，必欲夺之而后快。各国内争便越闹越大。
时势造英雄，政治家来库古，宣扬并开始了他的改革。他的一项重大政治改革就是加重了元老院在国家政权中的分量。在他的治国理念里，国王和公民大会之间的权力难以平衡，内政因此总是摇摆不定，一时可能偏向国王，倾向于专制；一时民众势大，闹起动乱，都于国于民不利。他在两者间加上了一个由三十人组成的元老院，其中有二十八名年纪在六十岁以上的老贵族，个个老谋深算，剩下的两个席位由双王充任。每名元老院成员权力相等，决议采用民主中制，少数服从多数。元老院与国王在重大事务上有同等权力，拟定给公民大会的提案。要是国王独断专行，元老院就倒向公民大会，需要抑制民主时就站在国王一边。
来库古的主观愿望是想让元老院变成国家这条船的压舱物，利用老政治家们的稳重、保守制约国王和民众两个极端。元老院后来成了管理斯巴达的政治机构，因而来库古实际上把早期带有氏族民主制残余的王政变成了贵族共和，也就是贵族代表共同管理国家。
后来的实践证明，这种政治体制执行起来容易倒向贵族一边，于是斯巴达人又从公民中普选出监察官，参加元老会议，监督国王、元老的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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