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到改革，我们自然会想到商鞅变法，还有王安石的变法，另外就是今天我们要讲的范仲淹的改革，其中根本的目的，都是一样的，就是废除旧政，推行新政，使国家逐步走向繁荣。
“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这是范仲淹的座右铭。其实他一生都在履行这一句名言，但是时不待他，他的改革最终失败了。留下满腔的遗憾。
那范仲淹是在什么情况下进行改革的？改革的内容又是什么？那为什么会失败呢？
范仲淹的改革，就是“庆历新政”。“庆历新政”仅一年多就夭折了。
那本来是皇帝宋仁宗大家赞赏的改革，那为什么推行的时间是如此的短呢？
总的说来，我感觉有以下几条值得研究。
一是，在内外交困的情况下，作为执行者的宋仁宗，没有充分考虑到改革的艰难，就贸然启用范仲淹进行改革，当时的范仲淹，也是犹豫再三的。
二是，宋仁宗既然改革了，而且对范仲淹是极度的信任，但是耳根子又软，在关键的时候，不能辨明是非，这也是改革失败的一个原因。
三是，反对改革的一派，竟然抬出了“朋党论”，这可是北宋建国以来最敏感的政治痛点，在面对这个问题的时候，范仲淹和欧阳修，又没有真实有效的打消宋仁宗的顾虑，这也是改革失败的一个重要的原因。
“庆历新政”的重点，就是干部的改革，这可是非常棘手的烫山芋。
在宋代，冗官太多，历史有名。
而且当官的路子又五花八门，除了科举以外，还有“门荫”、“纳粟”等途径。
这必然导致了，冗官太多，素质下降。
欧阳修在湖北钟祥调研时，竟然发现，当地的一把手王昌运，是又老又病，连走路都走不了，三年下来，州政荒芜衰退。
范仲淹对此是深恶痛绝的，他认为最关键的是，首先要削弱“门荫”集团。
他在递交了《答手诏杀陈十事》，他又主持起草了《任子诏》，其中最主要的内容就是，限制世袭当官，同时还打击“门荫”的变种。
通过这些举措，可以看出范仲淹改革的坚决性。
但是范仲淹的改革，触碰到了当朝者大批的大官僚、地方官的利益。
于是，这些大官僚和地方官，还有大太监就串通起来一起来铲除范仲淹。
他们常用的伎俩，就是栽赃诬陷。意图铲除范仲淹的得力助手。
诬陷陕西的地方官滕子京和西部军区副司令张亢，他们都是新政的强有力的支持者。虽然范仲淹极力保全，但宋仁宗还是把这两位贬官了。
另外当朝宰相贾昌朝、前朝老臣夏竦以及王拱辰等人，暗中串通，指使钱明逸向皇帝告状，说范仲淹暗中结党，他们推荐的人，多是自己的朋党。
这一告，戳痛了宋仁宗的敏感神经。
因为宋朝统治者，最害怕的就是，大臣之间结合成派系或朋党，发展成皇权的离心力量。
太宗、真宗和仁宗在这方面都表示了决绝的态度。
当收到这个报告后，宋仁宗想听听范仲淹的说法。
但是范仲淹的说法，没有打消宋仁宗的顾虑，反而在朝廷中朋党之争这件事情上，范仲淹逐渐失去了宋仁宗的信任。
欧阳修的一篇文章《朋党论》，更成为庆历新政的转折点。
《朋党论》等于向宋仁宗宣布，我们已经结成了一个朋党派系，向宋仁宗的家法和底线挑战。
加上朝内外反对变法的声音连成一片。
于是范仲淹逐出中央政府。
1044年年6月，范仲淹任命为陕西、山西宣抚使，被迫离开京师。
就在这个时候，朝廷中反对改革势力趁机猛攻范仲淹。宋仁宗全面动摇。
到了1045年，新政大部分的措施陆续停止执行。
改革的失败，就是宋仁宗耳根太软，开始对范仲淹的的很信任，但对改革的阻力，预计不足，遇到滔滔的反对的声音，就废弃了。
这也注定了范仲淹的悲惨的命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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