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起曾国藩，你的第一印象是什么？
一介书生，三尺微命。
却是晚清中兴名臣，湘军统帅，立德立言，近乎完人。
毛主席都曾说：“吾于近人，独服曾文正。”
然而，我一直觉得，这些如雷贯耳的人名、附带着他们的丰功伟勋被悉数罗列下来时，他就像是一尊庙堂里刻画的泥塑，保持着一样的姿态和神情，久久的站立在那里。
而市场上充斥着太多有关他的成功论——人们看他，是因为他能在腐败中如鱼得水，是因为他能在清王朝岌岌可危时力挽狂澜，于是，曾文正公又被进一度的神化了。
在未了解他之前，我一直觉得他像是那座泥塑。
而了解之后，那个印象中泥塑一般的曾国藩渐渐变得鲜活起来，成了更有血有肉的人。
我逐渐的明白，他并不是各种成功论上鼓吹出的圣人、完人，并不是一个生下来就有什么神迹的天才，他只是一个不平凡的普通人。
而那么多高于普通人的苦难折磨：多年江西之困，数以百计的羞辱和非议；靖港大败、祁门被围，凶险与屈辱的百端拂逆，曾文正都撑过来了。
勉行以励、勤以救民。他不仅仅撑了过来，不仅仅修身齐家，还平了当时的天下。
所以，我一直很想写写有关他的故事。
一个中庸之人的传奇故事。
曾国藩
日记自省
曾国藩出生时，家中并不显赫；读书时期，也资质平平。
曾有个流传很广的小故事：曾国藩小时候在家背书，小偷梁上听。后来小偷都会背了，他却没背的下来。
然而，作为长子长孙的曾国藩，被祖父辈给予了很高的期望。他乳名为“宽一”，“宽”为宽怀雅量，“一”为忠诚有恒，这个乳名也恰恰代表了曾国藩的一生的性格。
在长辈的教诲下，他自幼读圣贤书，学老夫子，程朱理学与儒家思想在那个时候深深的扎根于他的脑海之中。
比方说为了做到“每日三省吾身”，他有记日记的习惯，每次篇幅都不长，却极其详尽，甚少美化自己，以此如实的记录来保证自己的自省。
他曾多次在日记里写道：“不当圣贤，便为禽兽。”在他眼中，人貌似就被活生生的被分隔成了这两类，他对自己有个近乎变态的要求：做不到的地方就称自己为禽兽。比方说规定了早晨六点起，迟一点即为“禽兽”。
然而和每一个普通人一样，曾国藩并不是真正“存天理、灭人欲”的刻板理学家。
他曾在日记中立誓“夜不出门”，但还是经常“仆仆于道”。
道光二十二年的两天里，京城刮起大风，他仍然“无事出门”，回来深切自责：“如此大风，不能安坐，何浮躁至是！”十二月十六日，菜市口要杀人，别人邀他去看热闹，他“欣然乐从”。
除此我们看不起来微不足道的小事以外，他年轻时，也有着我们学生时期的“通病”。
刚考上进士、初到京城的曾国藩，离开了家乡父辈的严格管教，立刻就如脱缰的野马一般奔腾了。他在日记里写道：“日日玩憩，不觉过了四十余天。”
在日记里，他还写过自己看到别人家的媳妇儿或漂亮姬妾，都会“目屡斜视”，偷偷观望；有时候学习学不进去了，就会胡思乱想，“人欲横炽，不复能制”，进而做了“不应做之事”。
每逢此刻，他又开始骂自己“真禽兽矣”。
内修效果不理想使曾国藩认识到，光靠自我反思、自我监督是不行的。于是他把日记公开，让众多的眼睛看着自己。用他的话说就是：“势必有所激，有所逼，才能有所成。”
而正是他的这份公开，我们才得以在他的日记里，遇见一个如此真实的他。
年少气盛
嘉靖帝退位以前，曾国藩的官场生涯可以说是顺风顺水：读完岳麓书院很快就考中举人，不到了五年又通过进士考试，被选为选为翰林院庶吉士。沿着这条仕途之路，十年七迁，连跃十级，在那时他日记多记录声色犬马的琐碎事。
但是年轻时的他，争强好胜的脾性已初见端倪。
他结交名士，临摹他们的作品，认为只要勤勉有朝一日也能达到他们的水准。而发自内心的谦逊全然不见踪影：“客来，示以时艺，赞叹语言不由衷；席间，面谀人，有要誉的意思，语多谐虐”，这是他自省时的真实写照——钻研与相互的尊敬慢慢变味成一种比试的好胜心。
年少时的这种自傲与争胜，既让他勇于做事，又让他不讨官喜。正因为如此，未来一些大事的发生，让他追求做一名“学问家”的人生轨迹就被完全改写。
咸丰元年，太平军起，很快席卷广西。
大乱即将来临，咸丰帝诏群臣，称要“广纳群言”。曾国藩曾多次上折指出种种危机，殚心竭虑的结果被咸丰敷衍夸奖两句，扔进了废纸篓。
实际上，咸丰只是摆出一个姿态，却只有曾公认真了。
朋友却嘲讽他胆怯未指出真正利害，又旁敲侧击说他身居高位却毫无作为。
就像是自己辛劳许久的作品遭到冷落还不够，还要被冷眼一番，论谁都会恼怒。
然而争胜的曾国藩势必要证明自己一番，他做出了一个晚清官场极为罕见的举动：直言批评皇帝。
奏折中写道皇帝有“琐碎之风”，挑大臣礼仪疏漏的小错，却疏于大计。
其次说他“途尚文饰，不求实际。”二十岁竟然出文集，只为虚荣。
最后，指责他刚愎自用，广纳贤言只是做做样子，那些耿直的大臣最后还是难逃贬官降职的厄运。
曾国藩幻想皇帝是尧舜，能在措辞激烈中幡然醒悟。他甚至把这幅奏折寄给老家的父亲，以此为证：“我并不是朝堂之上混吃等死之徒，我心中有清明理想！”
然而，做做姿态的咸丰看惯了恭顺文字，日益膨胀的自尊在那一刻被曾国藩毫不留情的打碎了，其阅后愤怒之情可想而知。
“怒掷其折于地。”
朋友一句：“主圣臣直”，才让曾国藩得以逃离厄运，但皇帝从此与他心存芥蒂，他那好胜又有些急躁的脾性让他度过了未来最为煎熬的十年。
人生转折
咸丰二年，接到母亲去世的讣告，曾国藩回乡奔丧。
咸丰二年底，太平军挥师北上，湖南各地，纷纷糜烂。咸丰皇帝情急之下，诏命在乡下老家为母亲守孝的曾国藩帮助地方官员兴办“团练”也就是“民兵”，以保卫乡里。
从此，曾国藩结束了他十四年的京城生活。
曾国藩在自己的公馆里开设了一个“审案局”，采取恐怖政策，收到了一时之效，各地土匪不再敢轻举妄动，社会秩序迅速安定下来。
奇怪的是，他的勇于任事，没有赢得湖南政界的感激，相反却招致了重重怨怼。
原因十分简单——他雷厉风行的办案风格触及了官员的利益。
他规定，任何人都可以捆送土匪流氓，不必经过过去那些层层手续，他办案总是径自决定，从速处理，以免有人来说情纠缠。这就惹恼了通省文官：案子就是钱，不是现钱也是天大的人情，你却全部一人包办了。
曾国藩不尊重行政程序，视湖南通省官员如无物，更是大伤文官们的面子。你要当好官，出成绩，这可以理解，谁不想往上爬?但能不能不把我们踩得这样狠，反衬得这样无能?你半年里办的事，超过了湖南几十年的工作成绩，这样干法，别人的面子往哪里摆?
虽然“乱世用重典”的理论为曾国藩的治理提高了效率和威慑力，但也免不了误杀他人。当时长沙的知府叫仓景恬，他写了一份回忆录，里面就记载曾国藩的审案局，仅因一个案子，就错杀了至少4个人。那是一个冤案，但是曾国藩把好人杀了，把坏人放了。
曾国藩混迹官场多年，当然不是不通世故之辈；而他又读遍圣贤书，似乎应怀有仁爱之心。
但是在那一段时间里，他悍然不顾，一意孤行，只为他心中抱负。
在曾国藩看来，官场风气败坏已极，只有另树新风，才能办成些事。否则随波逐流，断难成功。
同时，要想挽救天下，首先就要改变官场风气，"痛惩而廓清之"。他希望以自己至刚至猛的办事风格，给浑浑噩噩的湖南官场一个震动，打破这个死气沉沉的铁屋。
然而，事情并没有他想的那样的简单，这个热血的青年很快被浇了一盆盆冷水：自己操练的湘军与正规军绿营兵冲突不断。
当矛盾愈演愈烈时，竟发生了绿营兵围攻曾国藩公馆一幕，还围了一群士兵围着他的府邸看笑话。
身居二品官员的曾国藩自以为不会受到攻击，不料绿营兵竟然破门而人，连伤了他的几个随从，连曾国藩自己都差点挨刀。他夺门而逃，急急扣门，寻求巡抚帮助。
绿营在门外闹事，巡抚骆秉章听得一清二楚，但是却装聋作哑，暗暗发笑。他早应该出来调停，却一直假作不知。直到曾国藩来叩门，他才故作惊讶，出来调停。
他放走了闹事的绿营兵，淡淡地说了一句："将来打仗，还要靠他们啊!"就转身走了。
绿营军面子挣足，兴高采烈的拥着几人而去。
独留哑口无言、惊魂未定，却一句道歉也未收到的曾国藩。
湖南巡抚骆秉章冷落他，让他当着无数乱兵乱民中遭受屈辱；湖南官员们眼见前一段飞扬跋扈的二品大员这次被狠狠地修理，个个眉开眼笑，把这事当成笑话，四处飞传。一时间，满城都是对曾国藩的讥笑之声。
最高行政长官不支持他，能够办事的官吏不支持他，民众痛恨他，军队也挑衅他。
他觉得长沙已经待不下了。
新的征途
咸丰三年八月，曾国藩带着受伤的自尊心到达衡阳，开始赤手空拳创立湘军。
湘军，北洋军的前身，抗击太平天国的主力军，在这么“不经意”之间产生了。
这个时候，曾国藩已不是当年叱咤风云的二品大官，而是被咸丰任命的帮办团练的大臣——一无办公场所，二无名正言顺的职权，在长沙受尽屈辱的他来到衡阳，开始筹备训练出一只劲旅。
“我不争一日之短长，我坚信自己终有一日能斩关夺隘，大破敌军。我要证明给所有嘲讽我的人看！”
文人练兵，这在大清史上是头一遭儿。
然而意气风华的他还不知道，湘军从出生这一天起，在旧体制内就没有安身之处。
他注定将面临更大的困难。
下期预告
缺乏军饷、备受排挤的曾国藩如何练军？
为何曾国藩三次自杀？靖港兵败让他到底蒙受了怎样的耻辱？
后人评判：到底是近代屠夫、革命刽子手，还是功济于世的晚清大臣？
文章首发于公众号:待得清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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