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些人热爱他们的工作，有些人则觉得工作时间度日如年。后者就是那些会把他们的工作简单地描述为“朝九晚五”的人。“朝九晚五”并不只是员工一天工作的时间点，它还蕴含着某种文化意义。拥有一份朝九晚五的工作，并不是说一个人的工作时间一定是从早晨9点到下午5点，而是代表着做全职工作的人，他们从周一到周五，按照固定的时间办公。
传统的8小时工作制最初在1817年由罗伯特·欧文提出。罗伯特·欧文是一名社会改革家。一直以来，他都在观察工业革命期间工人所忍受的漫长且严苛的16小时工作制。他发起了“每周40小时工作制”的运动，用“生活需要平衡”这一无可争议的（在当时）理由来支持它。罗伯特·欧文宣传道：“8小时工作，8小时休闲，8小时睡眠。”一天24小时应该按工作、休闲和睡眠来平均分割。
在见到员工生产力提升后，8小时工作制很快就被各企业采纳。汽车制造商福特就是第一批采用每周40小时工作制的企业之一。当时其他同行都在犹疑观望。于是，眼见着福特的利润在短短两年间由3000万美元增加到6000万美元，大家纷纷开始效仿。然而，从周一到周五，每天工作8小时真的是提高生产力最有效的制度吗？有没有其他更有效的工作方式呢？
巨大的技术变革在经过漫长的一段时间后深刻地改变了工作的性质。互联网、平板电脑和智能手机让员工能够在任何时间、任何地点办公。员工不再被限制在办公室的格子间里，他们能够远程办公。这也意味着办公室的人可以把工作带回家处理。单单在英国，就有越来越多的人在家查收电子邮件。有81%的人在工作时间以外查收了电子邮件，有大约1/3的人一早起来甚至在还没离开床时就打开了电子邮箱。从现实情况来看，朝九晚五根本不存在，因为没有人知道员工额外工作了多长时间。
时间之所以成为衡量生产力的工具大约是因为这么做最方便。但是，在这个充满创意的世界，去寻找其他的衡量方式十分重要。一天工作8个小时与8个小时的生产力之间没有直接联系。一个员工可以在办公室坐8个小时而一事无成，也可以因为备受干扰而无法专心工作。2014年的一项调查发现，在750个员工中，有31%的人每天浪费30分钟工作时间，有6%的人每天浪费超过2个小时的工作时间。员工具有多样性，不是每个人在同一时间都有同样的生产力。有些早起的人在上午时工作效率最高，但有些人的效率在晚上才会高些。
灵活的工作形式在可预见的未来会保持下去。何为灵活的工作形式？它指的是办公模式的多样化，比如大家可以自己决定何时开始工作，何时结束工作，也可以在家、办公室或者其他任何地方工作。这样的工作形式带来颇多好处，生产力的提升是真实可见的，比如在莱斯银行的报告里提到：“66%的直线经理和员工认为灵活的工作方式提高了效率和生产力。”更多的灵活性也意味着更能满足客户一天24小时的需求。结果表明，当员工拥有更多的灵活性，他们会更愿意投入工作中，公司的离职率也会降低。
千禧世代已经开始抛弃传统的8小时工作制。“千禧世代品牌调查”发现，45%的千禧世代认为职场的灵活性比薪资重要。随着人们越来越看重职场的灵活性，自由职业方式成了新的工作方式。《福布斯》报道，美国34%的劳动力可称得上是自由职业者，这一数字到2020年已经上升至40%，而一开始出现的科技进步是工作性质得以改变的原因。
到了Z世代（一般指1995年到2009年间出生的人），伴随着科技成长的他们会主动采用新的工作方式。此刻，他们正在上大学，即将步入职场，推进工作方式的改变。他们靠电子产品沟通，对文化持开放态度，流动性极强，且不愿意将就。除此之外，与他人别无差异。
还有些人将工作的灵活性上升到另一个层级，他们被称为“数字游民”。派特尔·莱维斯（Pieter Levels）预言，到2035年全世界将有大约10亿数字游民。他们利用先进的科技手段，在任何喜欢的地方进行远程工作，很有可能在加勒比海的热带岛屿上经营公司。比如，印度尼西亚巴厘岛的胡巴迪（Hubud）联合办公场所，就是一个公共办公的空间，许多人相信，胡巴迪就是未来办公场所的样子。那里的标语“一起工作，一起生活，一起学习，相互给予”已经吸引了一大群寻找不同工作方式的独立的个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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