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类社会历史一般分为两种（个人认为，一家之言）：一种是人类通过文字、艺术、口耳相传等形式传承记录下来。另一种是已经湮灭在人类历史长河中不为人所知。
历史最重要的作用是为了让人最大限度的接近真想，由于记录者是人，不免掺杂个人情绪色彩，或时局影响，不能客观公正的记录（每个人的判断都源自社会认识，社会认识又因社会存在的改变而改变。）
例如中国历代设置专门记录和编撰历史的官职，统称史官。历代帝王对于史官载言记事，都字斟句酌，斤斤计较。至于“君举必书”，却是有选择的，有条件的，有了功绩，做了好事，当然要大书特书，就是没有了功绩，没干好事，也要虚构一些载入史册，或者假人之美，籍为之私惠。或者颠倒黑白，把坏事说成好事，总之，“自称我长，相谓彼短”，“略外另内，掩恶扬善。”
帝王与史官，一个要“自称我长”，“掩恶扬善”，一个要“直书其事”，“不掩其假”，一个要“君举必书”，一个要为自己书碑立传，一个要对后人申以劝诫，两种目的，两个标准，南辕北辙，形成两种力量的尖锐矛盾和较量的结果，常常是权利压倒亢直者，屠刀强过笔杆子。
例如，北魏史官崔浩修撰《国书》的时候，太武帝曾经叮嘱崔浩要“述成史书，务存实录”。崔浩很认真地召集了一些文人按照古代史官“秉笔直书”的精神修撰《国书》，书成之后，自己非常满意。但他过高地估计了太武帝对自己的信任，在这部史书中，崔浩实录了拓跋部的早期历史和入关前后的经历，甚至把拓跋人的家丑也实录了下来。拓跋人看到崔浩的《国书》竟然如此“备而不典”，把本该避讳的历史公开出来，极为震怒和惶恐，连忙报告了太武帝。太武帝知道后大怒，当即下令追查严惩，于是一场大祸从天而降，株连2000多人。
所以胡适认为历史像个千依百顺的女孩子，自太史公后，史官们在史书中的记载内容开始忌讳本朝君王，而史官真正的责任是刚正不阿，无所畏惧，记录历史的一点一滴，从而就有了坊间野史。
然而，我国历史自古都有官方修史的传统，自汉帝国始被官方完全垄断。学人私自修史者，罪可腰斩，班固初修《汉书》时，就被人告发私修国史，险些掉了脑袋，幸好他有了个美人妹妹，皇帝老儿才命将《汉书》归国史馆编驀，仍由班氏主修。
庄廷陇就没这么幸运了，清康熙初期私修《明史》案，让两百多人掉了脑袋，一千多人被充军流放。统治者对史书记载控制可见一斑。
中国的史学自太史公之后更趋向于文以载道，缺乏百家殊方的真实性和生动活泼了。
这其中的重要关键，在于汉武帝时期用董仲舒的建议，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其实汉朝立国行杂霸之制，汉承秦制，有法家思想。文景之际，施政又有道家精神。董仲舒自己的著作，还参和着阴阳五行的成分，涉及灾异。而董仲舒之尊儒，并不是以尊儒为目的，而是树立一种统一帝国的正规思想。
这里有他自己的言辞为证，他曾对汉武帝说：《春秋》大一统者，天地之常经，古今之通谊也。今师异道，人异论，百家殊方，指异不同，是以上之以持一统。法制数变，下不知所守。臣愚以为诸不在六艺之科孔子之术者，皆绝其道，勿使并进。邪辟之说灭息，然后纪统可一，法度可明，民知所从矣。
这段话否定学术的独立性，坦白的承认提倡学术，旨在支持当今的政权。自此以后，在继承这个优良传统的政权下的环境著史，就难脱离国家所定标准束缚。是官方维护统治的工具，而所谓的历史学家则毫无例外的充当了传声筒和造假专家，他们在权力的授意下颠倒黑白混淆是非，丧失了最基本的人性而一味为当权者粉饰。
反观西方，我们会有截然不同的发现。欧美学界一直拒绝官方修史，他们认为修史者应保持独立和中立，因为历史不能被任何组织和政党垄断，所以欧美历史几乎全为私人编纂。
这样做的好处是显而易见的：人民所走过的路、所经历过的痛苦和不幸、所拥有的美好和幸福，都得以完整的再现，在这个过程里出现的问题不会被掩盖和篡改，可以有效的避免历史被官方利用。
以史为镜，可知兴替。它们记载着我们的过去，映照我们的未来。本来应该使我们去变得更加睿智，铭记该铭记，探究一切，最大限度的还原真相。而我们却只能在扭曲中的它，去寻找那支离破碎的真相。
本文摘引书目：刘知几《史通》，黄仁宇《赫逊河畔谈中国历史》
摘引知乎问题：《历史是什么？》答主：野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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