矿区建设初期，国家大力推行移风易俗、勤俭办喜事活动，各类媒体经常刊登此类消息。指挥部的一位女工农兵大学生，在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插队落户时，就与几个姐妹联合在《甘肃日报》头版发出结婚不要彩礼的倡议，一时引起轰动效应。指挥部年轻人也同样如此，甚至更为突出。
我到指挥部工作后参加的第一个婚宴，是在同亊张华新家里进行的。张华新，设计处机电设计组副组长，长我六岁。他工作认真肯干，为人老实本分，平时不善言谈，但我们因专业配合还是经常打交道，因此，彼此间比较熟悉。他还是指挥部篮球队主力队员，有一手底线投篮绝技，为球队取得骄人战绩立下了汗马功劳。1983年秋末的一天下午，老张来到我的办公室，邀请我去他家吃饭。我惊奇地问道：和谁结婚了？啥时候结的？他说是和日语班的杨小芳结婚了，刚从老家办完回来。看到天色已晚，我赶紧问他还有谁参加？他讲了三、四设计处工作的同事，并相约不见不散。我立即叫上设计处机电组的陈玉平、李建明等几人，来到古交百货大楼，联合起来购买了床单、暖瓶、脸盆、花瓶、塑料花等一堆礼品，每人平均花费不到十元钱（当时我月工资仅为34.5元），于下班后前往热烈祝贺。
我单身宿舍对门、在设计处土工组工作的苟昭用同志是同事中结婚较早的一位。他年轻时在四川省仪陇县担任过民办教师，后参军入伍，在中苏边界边防部队服役。恢复高考后，考入中国矿业大学。1981年毕业后分配到古交矿区建设指挥部工作，1982初（我当时还没参加工作），与老家同乡、师范学校毕业的女孩李晓玉在指挥部举行婚礼，总共花费不到80元。因他为人厚道、性格平和，所以我们经常处在一起，并欣赏着他那拿手的四川泡菜。1989年我自学考试毕业论文，就得益于他的悉心指导。
1984年夏季，指挥部在食堂餐厅二层组织了隆重的集体婚礼，工会为吴永和、宋瑞新、高效增等四位男青年及他们的对象举行结婚庆典仪式，指挥部职工、家属都踊跃参加，共同见证了这一盛大喜事。通过举行集体婚礼，既宣传了勤俭办喜事的意义，也减少了新人的经济负担。当时，还盛行旅行结婚方式。就是一对新人领取结婚证后，选择一个适当的日子，外出旅游几天（太原也行），回来后给亲朋好友和同事们发点喜糖后，就算修成正果。我和爱人结婚时也是这样的，于1987年初去北京旅游了四天。回到古交火车站后，由王茂从砖厂找的“专车”（拉砖的工具车）接回，并由宫来喜、蔡培明等一班朋友协助我母亲、提前在家里准备了一桌简单的“喜宴”，与大伙欢聚一室、举杯庆贺。
好多同志因经济条件较差，结婚时两张单人床往一起合并，置办点简单行李和生活用品后，就“开市大吉”。这在当时一点也不足为怪，是比较正常的现象。同事结婚，大伙纷纷前来帮忙，从新房布置、婚礼筹备等一条龙服务，我就曾经多次担任过总管、司仪、礼帐、娶亲、送亲、放炮、接待等角色，可以说经验比较丰富，为培养矿区革命事业接班人做出了应有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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