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PI是一个时髦的词。
KPI从起步的工业领域,悄无声息地渗透到人们的生活。生活渐渐被数字化的KPI明码标价:居住的房子上百万,代步的汽车上十万,购进的物品是否有所值,旅游出行是否找到了好的折扣……这个列表还会变得更长更长。
一个人,一个家庭的存在被显式地用他背后的物质财富和清晰的标价表现出来,正如一个人已经没有办法证明自己是谁,必须依赖一本护照。
于是乎,生活的苦与乐,生活的好与坏便顺从地委身于简单明了的度量:原本遮风避雨的房子成了显示生活一步步走向好的重要标志,原本盛纳物品的包包成了无数人臂弯里炫耀的资本。
这没有什么苛责的,在没有更好的办法时,人们使用公平的原则建立一个简单的,可以度量的办法来保障世界运作。
1943年,马斯洛发表《人类动机理论》一书,把人的需求层次划分为五层,依次为:生理需求,安全需求,社会需求,尊重需求和自我实现需求,依次由最低层次进阶到较高层次。
科技的发明,物质的进步帮助人们生活得更好,度量的初衷没有帮助人们突破生理、安全需求满足之后晋级到下一层次,反倒成为了变本加厉攀比,炫耀,鄙视的利器,追求物质生活的穷奢极欲犹如挂在毛驴脸前的胡萝卜。
若干年前,有一条新闻“上海妈妈月入两万,没有办法活下去”,炫耀成分多于事实陈述的同时,对生命意义的逼问再次提到了前台。渲染的世纪婚礼,再怎么豪华都不为过;商界的大佬,年终的身价排名,再怎么宣传都不为过;权倾一时的高官,落马时摆脱不了经济问题,所有这些最终落脚在实实在在的数字上。
写下这句话,我准备好了接受别人“酸葡萄心理“的鄙视。那些富人们的生活模式是普通人这一生所难以企及的,也是难以猜测的,”贫穷限制了想象力“传递的是这样的信号:钱财的多寡是世人艳慕的“幸福”生活的第一要素,婚姻所需要的爱,创造财富所需要的真诚,为官所需要的初衷在金钱面前统统败下阵来。中产阶级人咒骂阶层的固化,弥漫在空气中的焦虑来自“不够”的金钱所没有提供的充足底气。“世人慌慌张张,不过图的是碎银几两,偏偏这碎银几两,能解世间万千惆怅”。在鄙视链末端的人们,为贫困所折磨,忍受外界和内心自卑的鄙视,仿佛没有活着的权利,更遑论活着的尊严。
如果度量仅仅根植于物质化的东西,还有情可原,毕竟社会或多或少依此运作,不幸的是它已经蔓延到了生命中的其他主题:
人们谈起成功,总是要归结到创业,身价几亿,而鲜有人称赞帮助到别人,为人类做出贡献。
人们谈起优秀,总是要归结到好职位,位高权重,总会回到多少钱上,而很少人谈及职业道德,领导才能。
人们谈起工作,总是抱着“给多少钱,办多少事”,而忽略激情,尽职尽责。
人们谈起婚姻,总是盯着门当户对,彩礼多少,酒席几桌,而鲜有人祝福忠诚,责任,宽容。
人们谈起父母儿女,总是把话题锁定在关乎财富的“穷养”,“富养”之上,而鲜有人来谈谈人与人之间的尊敬,亲情。
人们谈到教育,总是把目光集中升学率,分数,课后班的价格,而鲜有人提及精神,大师。
人们谈起慈善,最最善良的初衷,最终沦为有些人作秀的舞台。
人们谈起关爱,最先想到的还是孤寡老人手中的钱粮,而鲜有人知道摆拍背后的孤独。
人们谈起诚信,总是想起最美的善良为欺骗所利用,换取贪欲的无底洞,最终不得不借助银行的数字来保障。
人们谈起爱,对了,爱似乎永远是后娘养的孩子,永远是情急中抖落出来的遮羞布,永远是在没有可以值得一提的金钱度量之下的救命稻草。
度量物质的标准侵蚀到了原本不应为铜臭考量的地方,“画虎不成反类犬”,“邯郸学步“不成,反而要爬着回去。人们发明了KPI,却在偏执中越走越远,忘记了生命所应该具有的意义和旅程。
“人为什么活着”,两千年以前人们开始思考的话题,至今还在为哲学家,心理学家孜孜探求,而且还会探求下去。可喜的是,人们没有停止思考,可悲的是,正因为世人仍在跌跌撞撞,才使得思考弥足珍贵。
活着,并且幸福地活着是每个人的追求,也是每个人来到世界上应得的奖赏。
幸福地活着远远不是那些僵化的数字可以度量和解释的,这样一个命题仿佛打开了更加广阔的大门,欢迎定义“幸福“的所有内涵,诠释”活着“的全部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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