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院子里绽放金色的花

父亲居住的三十多年前建造的老宅子里，在春雨贵如油的一场蒙蒙细雨中，在父亲十四年前亲手栽植的柿子树下，竟然盛开出许多五颜六色的花。

而最引人注目的，是一种不知名的金黄色的花。

花茎不高，叶子普通，却绽放出绚丽夺目的光彩。

金色的花朵鲜艳夺目，一尘不染，虽然在风雨中摇曳，但是在群芳簇拥之下，依然柔弱中显透着不屈，淳朴中不乏典雅，平凡中突显着高贵。

观赏着小院和风细雨的一切，欣赏着院子里那些金色的花朵，朦朦胧胧之中，竟然感觉有一双眼睛，在与自己对望。

不知不觉，两行热泪已经流满了双颊。

母亲，那是母亲的眼睛。

掰指算来，母亲已经离开我们十三年零八十九天了。

母亲的名讳中有一个“花”字。也许是冥冥之中命中注定的，她天生爱花。

当年满院子五颜六色的花花草草，是母亲辛勤耕耘的杰作。

入驻这个小院子以后，年逾花甲的母亲对院子里的每一处空闲之地都会精心拾掇，把院子收拾的象个小花园一样。

当年我和四弟都未成家，弟弟只有十二三岁，带着侄子侄女在院子里玩耍，飞来飞去，象一群无忧无虑的蜜蜂一般，自由自在在花丛中徜徉飞翔。

母亲有很好的人缘。而邻家的大娘大婶总爱来我们家唠家常，顺便向母亲讨教养花种花的技巧。

母亲不找任何理由推辞，总会放下手中正在忙着的活计，认认真真倾囊相授，从不计较任何代价，有的时候甚至还会帮忙移植花草、打药施肥。

母亲总说，种花养性。我们当时都不了解是什么意思。

现在想来，母亲从来没有打骂过我们，甚至对小时候最跳皮捣蛋经常惹事的我也没有发过脾气。

她的善良、孝道、贤淑、豁达、与世无争，当与养花有很大的关系。

佛语云：“一花一世界。”

母亲种花、养花、爱花、惜花。对花草都能如此，人非草木，岂能无情?

可是，母亲却生逢乱世，生不逢时。

在社会动荡的年代，善良的人们只能是任人宰割的羔羊。

母亲于一九二六年出生在本县北孔庄村一个普通农家，一兄一姐两个妹妹。

由于祖上留下三间瓦房，本来能够平静地生活。不料想，村里有人想霸占他们的房产，就勾结修武县最大的土匪头子刘明德，先是逼走了外公，霸占了他们仅有的四五亩薄田。 

无可奈何的外公只身外出逃荒逃难，客死他乡，最后不知所终，连个尸首都沒有见到。

不久，他们又勾结土匪要杀害舅舅。舅舅整天惊心胆颠，东家躲西家藏，为了生存也只好远避他乡。

姥姥一个女人独木难支，只能以孱弱的肩膀支撑这个家，带着四个女儿勉强度日。

大姨母出嫁以后，家里因为缺食少物，当时年年仅十八岁的母亲就于与父亲成了亲。那年是1944年农历的十一月。

结婚后不到一个月，父亲因为到待王村给亲戚家送布口袋而被国民党军队抓了壮丁，从此杳无音信。

作为中国历史上最后一批被缠足妇女中的一员，斗大的字不识一升。但是，传统的三从四德思想在头脑中根深蒂固，母亲在思念中煎熬着过日子。

洗衣、做饭，侍候公婆，作为女人应该做的活，她一样没少干。

挑水、磨面、收麦、打场，本该是男人应该做的活，她样样都学会了。

勤劳、善良、本分、孝顺，母亲的言行受到一家人的肯定。为此，母亲很是受到一向严肃、不苟言笑的祖母的待见。

修武县解放以后，中国共产党修武县委组织各村成立了农民协会，老百姓都称为农会。

在迎接解放的欢声笑语中，母亲参加了侯庄街第一届农会，并且参加了妇女扫盲识字班。

在农会里，她每天开展入户宣传、财产登记、核定阶级成分等土地改革工作中。

虽然工作辛苦，家里的活一样也没有落下。空闲的时候，在狭窄的小院子里种上几株鲜艳的花。

因为心情舒畅，母亲总是脸上笑容绽放，嘴里小曲不断。

左邻右舍的婶子大娘都夸母亲名字叫花，受种花，笑起来更象花。

没想到，乐极生悲。

不知道村子里哪个碎嘴的长舌妇女，因为在家里不受公婆待见，却看见母亲整日喜笑颜开，心生妒忌，就无中生有说起母亲的坏话。

母亲极力反驳。但是，好汉难敌四拳，一嘴捂不住众口。

此事的严重后果就是母亲在家里遭到殴打。

因为父亲被抓壮丁以后一直杳无音讯，年轻气盛的母亲不堪忍受羞辱，在大冬季腊月天跳进三四人深已经结冰的大水坑，想以死明志，保清白之誉。

幸好被街坊邻居奋力救起，母亲才捡了一条性命。

遭此磨难，母亲的性格从此也由柔弱变得刚强起来。

因为她知道，做人难，做一个女人更难，一个女人想熬成一家人就更是难上加难。

1952年春末夏初，被国民党抓了壮丁的父亲经过七年半时间的辗转，好不容易有了音讯。

父亲先后辗转河南的焦作、新乡、开封、郑州、陕西的西安等地，在国民党部队经历了四年苦难的日子，在宝鸡战场上投诚到中国人民解放军，先后参加了甘肃固关战役、兰州战役，可以说九死一生，之后随着部队医院驻扎在黑龙江省的安达县。

手捧父亲的书信，母亲喜极而泣，第一次在祖母的面前失声痛哭。

多少委屈，多少伤悲，多少思念，都在这滚烫的热泪中得到了释放。

同为女人，作为侯庄街秦家“大门里”（外人对我们这个大家庭的称呼）的当家人、一向以严以持家闻名周围边坊村的祖母也不由得落下了老泪，一把将母亲搂在了怀里，“孩儿，痛痛快快哭出来吧。这些年真是苦了你了。”

“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临行密密缝，意恐迟迟归。”

儿行千里母担忧。这些年，祖母思儿，也早已经累的她心力憔悴了。

历史无法再现那个感天动地的场面。

一个是母子连心，一个是情深意切。一老一少两个人哭成了泪人一样。

几天以后，准备了盘缠和干粮，祖母搂着包裹送母亲踏上了开赴东北的火车。

在黑龙江省安达县，一往情深的母亲与父亲久别重逢，度过了最幸福的一段时光。

当时，由于抗美援朝战争已经进入第二阶段，正处在白热化状态。中国人民志愿军和朝鲜人民军在“三八线”附近地区，与以美国为首的“联合国军”以及韩国李承晚指挥的韩国国军开展了多次战术反击作战。目的是配合谈判，迫使“联合国军”韩国当局达成停战协议。

父亲所在的第28路军第二分院（原延安医院）受命积极备战，筹集物资，准备开赴朝鲜。

母亲依依不舍地离开了东北，返回到了家乡。这才发现自己已经身怀有孕。

父亲没有来得及分享这一喜讯，当年腊月就随着部队医院跨过鸭绿江，开赴朝鲜战场去救死扶伤了。

母亲分娩生下大哥时，父亲正在朝鲜战场浴血奋战。

望着这个初生的婴儿，出身大家闺秀、一向得体稳重的祖母忍不住感叹道，“恁俩个夫妻情深，漫漫长路心相依，结婚七八年才得一子，不容易呀。就给孩子起个名字，就叫长路吧。”

大哥是我们这一辈人中唯一由祖母起名字的人。从此以后，祖母总是对大哥恩宠有加。

或许，祖母也许是想多多少少弥补一下这个家庭对母亲的一丝丝亏欠（愧歉）吧。

可是，母亲并不是一个小肚鸡肠的人。对有恩的人，她时刻记在心上，对伤害过她的人，她早就忘到了脑后。

她的豁达大度，让她以感恩对待恩情；她的善良忠贞，让大家不忍心再冷漠地伤害她。

不论风雨飘摇，母亲总是神采照旧，不论困难重重，母亲总是该说的说，该笑的笑，把善良写在脸上，把阳光画在脸上。

1954年父亲复员，返乡务农以后的一两年间，母亲生下第二个孩子，就是我素未谋面的大姐。

听人讲，大姐安详乖巧，光彩照人，街坊邻居人见人爱。

她长到三四岁时，正逢二姐出生，大姐已经会来回跑动，拿这拿那，帮助父母照料二姐了。

可是，却逢上全国开展“大跃进运动”。各地以高指标、瞎指挥、浮夸风和共产风为主要标志的“左”倾错误严重泛滥，出现了很多虚报产量的事。紧接着，从1959年开始，中国“三年自然灾害”，进入各地大量农民因为缺少必要的食品而大量饿死。

我们家，大伯秦家骥在“大跃进运动”期间首先遭难，因为浮肿病而死亡。

老年丧子，人生最大的不幸。一向坚强的祖母为此精神几近崩溃。

不久，大姐也因为饥饿患上重病，躲在床上淹淹一息。

母亲恳求祖母为大姐看病。

祖母看看家徒四壁的家，没钱，没粮食，怎么给孩子看病呢，只好叹了一口气说，“会能能（修武方言，小孩子刚会站立的样子）就轻轻（修武方言，小孩子想让大人抱抱的样子），不哼哼就扔扔（不会哼哼就扔掉的意思）。听天由命吧。”

毕竟是从自己身上掉下的肉，母亲只能眼睁睁看着大姐因为无钱医治而在病痛的折磨下痛苦呻吟着，匆匆走到了她短暂人生的最尽头，母亲已经泪流满面。

可是，母亲无暇陷入痛苦，因为她已经明白，纵然再痛苦也挽不回大女儿的性命，她需要更坚强一些地活着才能支撑起这个家庭。

随着大哥、二姐的逐渐长大以及二哥和我的出世，母亲那颗饱尝辛酸的心才逐渐得以抚慰。

1972年正月，已经四十七岁的母亲生下了她最小的孩子，也就是我的四弟。

当时正处在文化大革命运动期间，由于各村各生产队都过分强调按劳分配制度即实行工分制度，凡是子女多儿童多、缺少劳动力的家庭，虽然也分配有人口粮，但是僧多粥少，几乎清一色陷入了经济困顿的缺粮户行列。

望着高高低低、饥饿难耐的几个孩子，父母整天忧心忡忡，全家再次陷入困境。

当年的三四月份，正是青黄不接的季节，父亲带着我拉着平板车到一个亲戚家借粮食。

临近中午大约十一点半的样子，我们父子俩到了亲戚家。

亲戚家的男主人没有寒暄，也没有客套话，板着脸问父亲，“老秦，你来俺家有啥事？”

父亲也直截了当地说，“今天来恁家掉黑碜（修武方言，指向人借东西）了。能不能借一些粮食？”

男主人也不让座，嘻嘻笑了笑，用手指了指墙角的一个大布口袋，“这儿正好有一袋玉米，你看中不中？”

父亲连连点头，“中中中。咱们过一下秤吧。”

主人提秤杆拿秤砣，父亲随手拿起一把铁锨，两人抬秤秤粮食。

主人一手握秤杆，一手紧紧捏着秤砣上的细绳，“高高的，九十五斤半。老秦，零头就抹了，算九十斤吧。”

父亲连忙推脱，“那可不行，就算九十六斤吧。”

“咱这亲戚关系，咋着都中。你还有啥事？”

见亲戚没有留客的意思，父亲道了谢，领着我拉着平板车过了中午才回家。

安排父亲和我吃饭的当口，母亲匆匆去看口袋里的粮食。一下子就惊叫起来，“孩儿他爹，你快来看看！咋都是捂（发霉）的？”

父亲赶紧到跟前去看，差点蹦起来，当即破口骂起来，“真他娘混球蛋！不借粮食就不借吧，尽给些捂的粮食，这不是作践人呀。”气得一下子把筷子都给摔了。

母亲找来一个簸箩，把粮食倒进一些，一边捡着已经发捂的粮食粒子，一边安慰着父亲，“亲戚亲戚，难时帮衬。知道他们家是啥人就行了，别生气啦。借都借来了，好歹挑出来还能度过一阵饥荒。”

母亲用了大半个下午的时间，从一口袋中挑出将近一斗发捂的粮食。

借来了粮食让我们全家暂时度过了难关。

当年秋季，母亲从分得的人口粮中秤出一百斤玉米，让父亲如数归还了亲戚家。

自古是“贫在闹市无人问，富在深山有远亲”。母亲真心体会了什么是世态炎凉。

从此以后，父母亲再也没有同这家亲戚来往过。

1974年的正月二十二日，四弟过两周岁生日的时候，母亲偷偷塞给他一只点了红点点的煮鸡蛋，刚好被整日饥肠辘辘、十分馋嘴的我瞧见，在旁边直流口水。

母亲见了，心情很是低沉地对我说了一句，“等你弟走了，就没人跟你抢食了。”当时只有八九岁的我并不知道是什么意思。

一天晚上，我从睡梦中醒来，听到母亲在跟父亲说话。

父亲问，“要找的那家人到底咋样？”

母亲说，“父母两个大人都是老实人，为人都挺实在的。孩子去了保证吃穿不用发愁。只是跟前没有孩儿们。”

“他们到底是要哪个？老三还是老四？”

“人家没有咬牙印（修武方言，事情定下来），只是说来看看人再说。”

“我看老三够呛。这孩子记事了。别在人家那儿呆几天再跑回来，那咱可就丢人啦。”

“唉----”

“唉----”

之后，我就迷迷糊糊又睡着了。

几天以后的中午，我从外边玩耍回来，看见有一对穿得整整齐齐的中年夫妻坐在正面的柳圈椅子上。

从我走进堂屋门的那一时刻起，他们就开始用双眼不停地上下打量我。

那个男的还用大手掌摸摸我的头，还不断地问这问那。

最后，那个妇女手里拿着一些吃的，把四弟抱起来，逗他玩耍。

夫妻两个小心嘀咕了一小阵，女的开口说，“就这个小的吧。”

客人吃过饭以后，夫妻俩告辞。那女的抱起四弟，刚走到半院当中，四弟“哇----”地一声大哭了起来。

母亲掂着小脚，紧赶慢赶，从堂屋里跑出来，已经是满脸的泪花。一把手四弟抱在怀里，一边对夫妻两人说，“叫俺再抱抱孩儿。”却一抱就没有再把四弟放下来，蹲在院中榆树根边哭了起来。

母亲的哭声刺痛了父亲的某一棵神经。

经历过战争，经历过无数的生生死死，从死人堆里爬出来的父亲，一向刚强，却面对骨肉离散，突然间发疯了一样，把额头“呯呯呯”猛地撞向榆树，额头上都渗出了鲜血，“俺生得起孩儿，也养得起孩儿。俺不送人了。”

夫妻两个十分尴尬，只好告辞。

后来，听人说这夫妻两个是孔庄村附近村庄的。

四弟终于没有送人。

从此以后，父亲在家里家外话说的越来越少了，也不再打骂我们几个孩子了。

尽管家里的吃饭成了大问题，但是自这件事以后，父母再没有向人张口借粮食。

好在母亲十分能干，很会调理家务。

秋冬天，母亲会让我去菜地里捡白菜帮，挖白菜疙瘩。然后洗干净，再切成片或条状，用粗盐做成淹菜。

春末夏初，母亲会让我捋榆钱、槐树叶，如果过了季节，只好捋一些杨树叶，洗净泡上两三天，再加盐和醋调味，用来充饥。

经过无数艰难困苦的日子，随着“双田制”（人口田和责任田）的实施和改革开放的实行，全家的温饱问题终于得到了解决。

此时的母亲虽然年过花甲，头发花白，却重新拾起了年轻时候的爱好，在院子里种养起了花花草草。

在母亲的耕耘之下，兰花、牡丹花、菊花、金银花、牛柿饼花等等，还有许多我不认识的花草充满了小院子。一年四季，鲜花不断，给我们这个普通的农家增添了无数的欢乐与惬意。

人有情，花有意。

在母亲患病的最后日子里，满院的花朵如同心有灵犀一点通，萎靡不振，情绪恹恹。

而母亲去世以后，满院的花草竟然也随着而去，不见了踪影。

而十三年后的今天，宅院里突然冒出许多金黄色的花朵，在迎风摇曳。

娇艳欲滴的花朵虽然普通，却浑身散发着淡淡的馥香。虽处静僻，依然陶然自得，不争功，不邀宠，不计利。纵处闹市，更显高贵典雅，不羡慕名，不妒忌权，不谗媚势。

是你的灵魂重访故里，来探望我的母亲么？

儿生母受苦。

听闻各地有人推荐拟将孟子的生日即四月初二定为中华母亲节，故谨以此文感激母恩、感谢母爱。

初稿于2018年4月11日

二稿于2018年5月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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