蚂蚁曾发表过一个帖子，在那里着实把六祖惠能揶揄了一番。揶揄他的原因无非是因为他那些脍炙人口的故事所表现出来的前后矛盾。虽然此事惹得某些先生颇为不满，但他们也实在不能说服蚂蚁改变看法。毕竟，声称“本来无一物”的人实在不该再说出“仁者心动”的话来——难道“心”不是“物”吗？
蚂蚁的这一想法，源于宋僧悟新的一首诗。诗曰：“六祖当年不丈夫，倩人书壁自涂糊，明明有偈言“无物”，却受他人一钵盂。”但是近日读书却发现，也许悟新和蚂蚁都误会了惠能。
中华书局1983年版郭朋校释的《坛经校释》说，“本来无一物”系由惠昕本《坛经》带头，契嵩本、宗宝本因之的篡改，而《祖堂集》亦同。惠能的原偈应该是敦煌写本——法海本《坛经》里的“佛性常清静”。
从时间上看，法海本在唐代，惠昕本在晚唐（一说在宋初），契嵩本在北宋（仁宗至和三年），宗宝本在元代（世祖志元二十八年），前后相去几百年。从字数上看，法海本约一万两千字，惠昕本约一万四千字，契嵩、宗宝两本则均在两万字以上。胡适在《坛经考之二》中对这种越是晚出字数越多的现象进行了统计比较之后，也说：“这可见……禅宗和尚妄改古书的大胆真可令人骇怪了。”此二者，足证郭说不错。
认为《坛经》曾为人们所篡改的，胡适并非是第一人也不是唯一之人。早在惠能圆寂几十年后，就有慧忠和尚指出存在“把他坛经改换，添糅鄙谈，削除圣意，惑乱后徒”的现象，明僧朱宏也认为《坛经》“皆他人记录，故多讹误”，明清之际的王起隆则特别对宗保本提出了严厉的批评，谓之“自专自用，大舛大错”，甚至要对宗宝“鸣鼓而攻之”。今人印顺法师在《中国禅宗史》一书里则说：“坛经是先后集成的，并有过修改与补充。”又说：“从坛经原本到敦煌本，至少已有过二次重大的修补。此后，流传中的坛经，不断的改编，不断的刊行，变化是非常多的。”宇井伯寿的《禅宗史研究》里专门有一节叫做“坛经之变化”,分析说明了《坛经》确实有很大的变化。《禅学思想史》亦称：“由于传写时文字上的改换，以至在坛经里存在着‘玉石相混’的情况”。可见，《坛经》曾为人们所篡改，是古今中外的学者所公认的事实。
按照郭朋的说法，把“佛性常清静”篡改为“本来无一物”，不仅体现了佛教空、有两宗的不同立场，而且还表明了“本无”对“性空”的误解。蚂蚁认为这是合乎情理的。众所周知，禅宗提倡“直指人心”、“见性成佛”，它的思想基础必然为“真如缘起”而绝不可能为“性空缘起”。因为唯有承认永恒、绝对、无所不在、灵明不昧的“真如”是世界的本原、宇宙的实体，承认世界上的一切都是由“真如”派生（缘起）的，才可能产生“青青翠竹，尽是法身，郁郁黄花，无非般若”的“一切众生皆有佛性”的思想，才有可能实现“顿悟”。否则，按照“性空缘起”的说法，“一切皆空”、“内外皆空”，则即便能够“直指人心”，却由于“自性空”而实在没有什么“性”可见。
从这里就不难看出“本无”对“性空”的误解。“本无”是认为什么都没有的，而“性空”则认为“缘起有，自性空”。也就是说，“性空”论认为，事物的现象是“有”的，虽然它是“缘起有”，但它的本体是“空”的，是“自性空”的“假有”。不过，这毕竟不同于“本无”所认为的现象也是本不存在的虚幻，所以，如果按照“本无”的说法，则不仅“见性”是不可能，连“直指”也不能够，因为根本就没有什么东西可以用来被指。
“本无”在鸠摩罗什译出般若、三论系的经论之后，已逐渐不被人们所传习持奉，因为“本无”原本就是对“性空”的误译，是佛教传入中国的早期所产生的历史误会。但由于它与“性空”如此的相似，以至于并未彻底退出历史舞台，还会时不时的出现。“本来无一物”就是这种状况。它是彻头彻尾的“本无”思想的体现，是无论如何也不会出现在禅宗，尤其不会出现在惠能的思想中的——这也恰可证明《坛经》确实是被后人篡改过的，否则，就只好承认悟新和蚂蚁所揶揄的并非没有道理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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