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出生的九十年代,计划生育政策正在紧锣密鼓地进行着,“少生优生幸福一生”之类的宣传语在村子里的大街小巷随处可见。
母亲怀我的时候上面已经有了一个比我大四岁的哥哥,按照当时计划生育政策,上面有一个男孩的,不能再生养。而上面有一个女孩的,等女孩满八岁之后还可以再生养。
为了生下我,母亲东躲西藏了大半年。我出生后,东躲西藏的生活并没有结束。
在一次突击检查中,我们家被乡里计划生育突击队逮了个正着,小时候的我并不知道发生了什么,只是看到大人们神色都很凝重。
当时家里来了很多人,除了乡里突击队,还有我的邻居,突然,一个邻居小声告诉我说这些人是来抓我的。
我一听,吓得魂飞魄散,立即趁着大人争吵推搡的时候溜了出去躲在了邻居家,为了不让突击队发现我,我在邻居家找了一个麻袋钻了了进去。
但是,极度恐惧的我好像失去了意识,钻麻袋的时候我只钻进了前半身,屁股和腿还在外面。因为这个事,邻居笑话了我好多年。这么多年过去了,当时的情景我还记得清清楚楚。
计划生育最紧张的时期,很多还未出世的孩子被强行流产。
当时,村东头有一个武姓人家,上面三个女孩,好不容易第四个怀了男孩,却因为没钱交超生费女人被强行拉走堕胎,回来后女人就疯了。
不久后,男人在一次外出中出了车祸。听村里人说,女人被强行堕胎后失去了生育能力,男人因此被气得精神恍惚。
有一些人为了躲避计划生育全家外逃,等儿女双全回来后,发现家早被“洗劫一空”,甚至连房子都不见了踪影,偌大的家只剩下几棵孤零零的野草。
“造孽啊”,村里一些老人一提到计划生育就捶胸顿足,这可能与计划生育断送了他们的抱孙子梦不无关系。
当时乡干部的考核指标也是"结扎率",他们也像跑销售抓八路一样,每天骑着摩托车在每个村里盯梢,每个村也有打情报的,他们拿着小本本记记画画的,哪个村哪谁谁回来了也是无比清楚的。
但老人们却还总想要男孩,就是"多双筷子多张嘴"嘛,否则就是“对不住祖先”“村里就我家没孙子”什么的,所以急得小两口跑外面打游击的就很多。
计划生育宣传语九十年代在外务工的很少,为了躲避计划生育在外打游击不过就是去亲戚家住几天,最多也不会超过一个月,家里有田有地,长住在外也是不现实的。
其实,计划生育游击战是否成功跟村里干部的立场有很大的关系。不管乡里领导有多熟悉村里情况,突击检查也得由村长带队,这是条不成文的惯例。
98年的时候,我们村的一把手换了,因为辈分大,村里的人平时都称他为张二爷,跟别的一把手不同,这位张二爷对计划生育政策很反感,这可能跟他家庭情况有一定关系。
张二爷在家排行老二,上面有一个哥哥,下面有五个弟弟,四个妹妹,兄弟姊妹十一个人。
和上级打交道,张二爷很有一套。明面里和上级对抗肯定是不行的,为了帮助村民打好计划生育游击战,张二爷一接到上级突击的消息,就立即用村里广播里通知大家逃跑。
风声最紧的时候,上级经常在半夜突击,这个时候,张二爷就大半夜起来,趁着上级在半路上,立即给村民通风报信。
村里的大喇叭广播的声音在夜半人静时尤其嘹亮,传播效果比白天好很多,广播声音在村外就能听得清清楚楚。
“广大育龄群众注意了,一会乡里有人来检查,还想要孩子的抓紧走,一会就来不及了”,张二爷口中的育龄群众说的就是还想要孩子的小夫妻。
张二爷广播的时候,总会派一个人站到村路口放哨,路的尽头一出现灯光,放哨的人就会通知张二爷目标出现,停止广播。九十年代及刚进入二十一世纪的头几年,农村私家车很少,大半夜出现灯光十有八九就是政府的车。
等到乡里来人检查,张二爷一改平时作风,张口闭口就是要抓好计划生育,为了证明自己的决心,张二爷亲自带队,领着乡里领导一家一家的找,等到领导们筋疲力尽,张二爷就好酒好菜伺候着,一来二去,结扎率没搞上去,张二爷和乡里领导的关系倒是搞得很不错。
计划生育突击检查有时候像夏天的雨说来就来,面对上级的突然出现,张二爷没有措手不及,上任的头一年,张二爷就成立了干部保安队,其成员散布于村里的各个角落。
这个保安队不仅在维护村里治安方面起到巨大作用,也在抵制计划生育方面做出了突出贡献。每次计划生育突击队来突击检查时,张二爷就会安排保安队行动起来,迅速通知育龄群众快速撤离。
有一些人为了结束东躲西藏的生活,主动要向上级交超生费,当时超生收费非常混乱,多交几千少交几千可能就是一个态度问题。为了省钱,很多人交超生费的时候都会请张二爷出面。
吃人嘴短拿人手软,时间久了,哪有不透风的墙,虽然乡里领导对张二爷所作所为心知肚明,但终究不好意思说什么。再加上我们村本来就是县里最偏远的一个行政村,张二爷的伎俩竟然蒙混县里好几年。
再后来,张二爷离任,村里计划生育政策卷土重来。很多人怀念张二爷在任的那几年,说那是群众生养孩子的春天。
前不久,听父亲说,张二爷在一次车祸中永远离开了人世。葬礼上,前来帮忙送殡的街坊邻居挤满了半条街。
(文中图片均来自于网络,非作者原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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