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安石变法带给苏轼的除了痛还是痛。
王安石是个怪人，学问建树不低，著有编年体史书《资治通鉴》；诗词量也不少，像我们熟知的“春风又绿江南岸，明月何时照我还。”“爆竹声中一岁除，春风送暖入屠苏。”“一水护田将绿绕，两山排闼送青来。”……
然而，现实生活中他却是一个“衣臣虏之衣，食犬彘之食”“囚首丧面而谈诗书”的邋遢之人。
但他却又有一个伟大的梦想——兵强国富的时代之梦，即“王安石变法”，理想很丰满，现实太骨感，王安石可能不懂经济政治学，那时经济基础决定他实现不了他的上层建筑哲学。
正是这一变法整整影响了苏轼的大后半生，甚至影响了后来的整个宋朝，直至宋朝灭亡方止。
苏轼是众多反对变法中最强硬者之一，为此与王安石针尖对麦芒地理论过，为此向宋神宗上万言书，奏折写的都是洋洋洒洒，包罗万象，雄辩滔滔，直言无隐，犹如现代报纸上偶尔出现的好的社论文章，立即唤起了全国的注意，当然包括改革派。
由于当政的大家长宋神宗是一个雄心万丈的王者，当然是王安石变法的忠实保驾护航者，于是乎，一批批忠志之士几乎是罢官的罢官，请辞的请辞，告老还乡者多矣。
毫无例外，苏轼立即遭到罢黜。伟大的苏子对改革派的弹劾不屑于置辩，自己携家带口赴杭州上任去了。此次赴杭是副职，任杭州通判。
这是王安石变法第一次带给苏轼的痛。
痛王安石的执拗，痛神宗的极端，痛小人的随声附和，痛忠志之士的委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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