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安石变法带给苏轼的除了痛还是痛。
王安石是个怪人,学问建树不低,著有编年体史书《资治通鉴》;诗词量也不少,像我们熟知的“春风又绿江南岸,明月何时照我还。”“爆竹声中一岁除,春风送暖入屠苏。”“一水护田将绿绕,两山排闼送青来。”……
然而,现实生活中他却是一个“衣臣虏之衣,食犬彘之食”“囚首丧面而谈诗书”的邋遢之人。
但他却又有一个伟大的梦想——兵强国富的时代之梦,即“王安石变法”,理想很丰满,现实太骨感,王安石可能不懂经济政治学,那时经济基础决定他实现不了他的上层建筑哲学。
正是这一变法整整影响了苏轼的大后半生,甚至影响了后来的整个宋朝,直至宋朝灭亡方止。
苏轼是众多反对变法中最强硬者之一,为此与王安石针尖对麦芒地理论过,为此向宋神宗上万言书,奏折写的都是洋洋洒洒,包罗万象,雄辩滔滔,直言无隐,犹如现代报纸上偶尔出现的好的社论文章,立即唤起了全国的注意,当然包括改革派。
由于当政的大家长宋神宗是一个雄心万丈的王者,当然是王安石变法的忠实保驾护航者,于是乎,一批批忠志之士几乎是罢官的罢官,请辞的请辞,告老还乡者多矣。
毫无例外,苏轼立即遭到罢黜。伟大的苏子对改革派的弹劾不屑于置辩,自己携家带口赴杭州上任去了。此次赴杭是副职,任杭州通判。
这是王安石变法第一次带给苏轼的痛。
痛王安石的执拗,痛神宗的极端,痛小人的随声附和,痛忠志之士的委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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