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国林在《包法利夫人》译序中说，“福楼拜写包法利夫人，着眼点不在写她的爱情故事，而在写她从纯真到堕落，从堕落到毀灭的前因后果，揭露资本主义社会戕害人性，腐蚀人的灵魂，甚至吞噬人的罪恶本质。”
资本主义是可恨、可恶的。但，我们不谈这个。无产阶级是资产阶级的掘墓人。资产阶级的罪恶，自有无产阶级去惩治它。我们今天只从非阶级的角度来深讨一下，从微观角度来审视一下导致包法利家庭悲剧的原因。
这是一个悲剧，这是毫无疑问的。我们来一块回顾一下小说的结局。
夏尔知道爱玛服了砒霜后，“他回到爱玛身边，软瘫在地毯上，头靠着床边抽泣。‘别哭！’爱玛说，‘不用多久，我就不会再折磨你了！’……爱玛伸手慢慢抚摩他的头发。……爱玛一反常态，显得比任何时候都更爱他，而就在这时，他要失去她了。” “一切背弃、卑鄙的行为，以及折磨她的无穷无尽的欲望，都与她没有关系了。”于是，爱玛死了。
爱玛死后的夏尔呢？“家境越来越窘迫……”夏尔知道了爱玛的事，他说，“错在命运！”“爱玛进了坟墓，还在败坏他。”当他“看到小女儿穿得破破烂烂，小靴子没有带子，罩衫从肩头到屁股撕了一条口子……”的时候，作为一个父亲的夏尔，会是怎样的感受呢？他该是怎样的痛苦？读者不得而知。只知道，当小白尔特叫着爸爸轻轻推了他一把的时候，夏尔便倒在了地上，他“已经死了。”
最可怜的是他们的孩子。小白尔特失去了她所有的亲人，成了一个生活在资本主义社会里孤零零的小女孩。最后，被姨妈送进一家纱厂，去做工糊口。那时她有多大呢？我们不知道。但这个细节，让人想起了包身工。多么悲惨！
有资料说，福楼拜曾经为爱玛的死痛哭流涕。他是为爱玛的死而哭，还是为她留下的家庭的不幸而哭泣呢？我们不知道。
也许，夏尔是这个家庭悲剧的始作俑者。
他是个怎样的人？我们看福楼拜对他的描述：他聚精会神地听课，连腿也不敢跷起来，胳膊也不敢支在课桌上，像听布道一样专心。老师叫他站起来，帽子掉了，他捡起来，老师说风趣话，他便不知道该把帽子拿在手里好，还是该扔到地上，还是戴在头上好。老师问他的名字，他结结巴巴，吐字不清，吞吞吐吐，在老师一个劲“大声点！”的鼓励下，下了最大的决心，口张得大大的，像喊人似的，扯开嗓门，嚷出“夏包法里”这几个字来。
包法利确实是个思想平庸，能力低下，感情迟钝，麻木不仁的人。但是，他毕竟是对爱玛最深情的人。对她那样地依从。既使她已经让他倾家荡产，债台高巩，在爱玛死后，“家境越来越窘迫，他把所有银器一件一件变卖光，接着又卖掉客厅里的家具。家里楼上楼下，所有房间徒剩四壁。”但“爱玛的卧室，丝毫未动，仍保持原样。……”
罗国林说，“但是丈夫太无能，太不争气，险些断送一条人命，使她受到不堪承受的打击，觉得包法利这个姓氏给她带来的只有屈辱”。可是，福楼拜却清清楚楚地写道，“爱玛没有发现说明他不能干的任何迹象。如果她能鼓励夏尔干这件事，使他名利双收，她该会多么心满意足！”于是，“药店老板和爱玛一齐劝说，复尔被说服了。”难道这个事故与爱玛一点关系也没有吗？
如果没有勒乐，她会不会死？也许不会，但她不会幸福。因为不管她借了谁的债，都是需要还的。而夏尔并没有钱。并且，她对于世事一无所知，根本不了解身边世界的险恶。他不知道罗多尔夫是一个低劣的骗子；不知道莱昂也并不是一个负责任、敢担当，或者说愿意为她担当的人。
包法利家庭的悲剧，修道院是有责任的，那个罪恶的社会是有责任的，那些生活在爱玛周围的各色罪恶的人是有责任的，夏尔也是有责任的。但，爱玛呢？难道她不应该为自己的过错负责吗？难道与她那些不切实际的幻想，与她那极端自私，贪婪无度、虚荣尖刻的品行没有关系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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