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国存在主义作家保尔·萨特的这篇《关于写作》,虽然没有完全颠覆长期以来我对写的理解,但从中我觉得到一股挣扎之气,那就是既然任何语言本身有自己的民族特性,必定要有民族的特征和长期能适应语言生存的土壤,脱离了民族特性,也就无所谓民族的才是世界的高瞻眼光。
文章中以他的写作观点,作家的作品应当有很多层理解,不直奔单一的主题,方才是组织好的文字,也不必刻意锤炼句子,写作是孤独的智力活动,写作应是源于自己的秘密,和对秘密的看法,每篇作品如有对秘密的力图隐藏,就是说谎。写作者应当有一定的职责,要敢为作家,首先要抱有谈论一切的胆魄,谈论的对象既然是客观的存在,也必当要接受作家主观的有矛盾的整体的全面的揭示,好坏深刻程度姑且任之,但这样做才是界定是不是作家的不变的唯一衡器。
哲学家保尔·萨特他的这篇作品发表于1938年,距今也有将近100年的时间,似乎有怂恿的嫌疑,诚然不是不赞同他的观点,中国自古有《道德经》“不敢为天下先”的宣扬,仕者殉其道,千年培固弥坚,执笔者多,以效忠为己任,习以为常,虽有李白挂靴之美谈,也不过是娶宠的酒后的癫狂,只能让骚者们唏嘘仰望而已,冲龙颜不悦断不敢,实属猥琐尔。后来才有“自由民主”倡导者孙中山先生反其道行之,提出“敢为天下先”的口号。
国文,言之有物,此物是不是单一的所指,尚且不能一概而论当下的文章,不能见有一物,这里的物也应是客观的存在,附带作家对物的个人的理解认知,夸大事实,隐瞒事实都是对现实以及对民众的侮辱,不尊重事实的存在,那就不该操笔为业,贻误大方。况乎言之多物的保尔·萨特的写作观点,岂能是忧恐授人以柄的国之家们涉足之地,擅以“莫须有”揣摩的腰斩的刀,铮明瓦亮悬挂着,瞄着古代骚者的项上人头已久。
如果已经死了的人都能说是作古,保尔·萨特也逃不脱是古的,不是所有作古都不应没有遗憾,自古以来,遗憾也是多种多样的,纷呈的。屈原有,王勃有,陆游也有,辛弃疾也有,谭词同、李大钊、闻一多等等等都有,想必孙中山定也会有。
《关于写作》的文章结尾那句“但是,这还意味着某种其他的东西,对此我还不能肯定,并且,我也没有得到~~~”。其他东西,还不能肯定,是贪婪?是欲望?是本该拥有的失去?
无论哪个民族的语言呈现出的文字里的,都有或多户少的某种遗憾,越少越好。
2019.6.14于单位宿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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