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山下乡（三）
老家的日子，就那样一天一天的重复着。
那是一个几乎看不到希望的日子，父母人生的全部就是努力让儿女能吃饱。
为了实现一家生存这一最朴素的愿望，全家老小都被动员参加了进来，投入到生产队挣工分的劳作中。
当时二三年级的我，也要拿上镰刀，提上筐，跟上哥哥姐姐去割草。筐里草装满后，一起拿到生产队，由专门的人过称收购，生产队根据上交草的重量按一定比例记工分。
为了吃当时啥办法都用，有些明知道突破了道德底线，但也没办法。
当时距村不远有一个兰州军区的农场，特别大，一眼望不到头。
在哪个几无收割设备的年代，人们第一次在这块地里见到了收割机。也庆幸当时的收割机质量不是很好，收割过的地里往往留下很多的麦子之类的粮食。等收割机走后，几乎全村的人都涌到了地里捡拾遗漏在地上的粮食。
在这个过程中，伴随的往往是偷。好多村民以族群的方式结合成小的团体，在庄稼下来的时候，集体去偷。
这让部队很头疼，却又没那么多人去看护，三天两头与大队的领导协商解决。这挺可笑，因为生产队长也在偷的队列里。现在想来当时部队上的人似乎受了某种暗示，对社员偷粮总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即便抓住了偷窃者也只是轻描淡写的吓唬吓唬，没有诸如没收架子车之类动真格的举动。
就这样粮食也还是接不上茬。
记得有一次兰州的姨父出差来到老家，父母见了脸上溢满了欢喜，却又露出淡淡的忧愁。欢喜是因为终于见到兰州的亲人了。忧愁是拿什么招待远方的亲人。
当时父母好像慌了神，记忆中我像跟屁虫一样扯着母亲的衣角，抬头望着父母在伙房里嘀嘀咕咕，挖空心思的商量招待的事。我看见母亲手里拿着面盆，递给父亲，想让父亲出去借点面。面子很薄的父亲说什么也不肯，母亲犹豫了很久，才放下盆，下了决心似的，将家里仅有的一点玉米珍，全部倒进了锅里，锅里又放了红薯，稠稠的煮了一锅粥，又从房梁的筐里取出带有白面的发糕，招待了客人。
姨夫走的时候，我依然撕扯着母亲的衣角，跟在母亲身边，一直将姨夫送到村外。
在转回头的那一刻，参加过朝鲜战争并立过功的姨夫再也忍不住的眼眶浸满了泪水，这个原本非常坚强的男人甚至连回头打声招呼也变得困难，默默离开。
而在这时，母亲早已泪水模糊了双眼，久久的站在那里，像是心里存储了太多地委屈，任家人怎么劝也止不住的往下流。
那是对生活极度绝望的眼泪，是在几乎耗尽生命储存的能量后仍无法改变的无助。或许，在母亲的心里也闪过一丝疑问：
“这一切到底为什么？”
没有人给出答案。
后来，陆续有兰州的亲戚来到老家，然后将老家的窘况告诉兰州的亲人。
当了解了一切具体情况后，在这些亲人的眼里，老家的那个村庄变得异常可怕，就像是巨大的深渊，随时在吞没掉进坑里的人，而我们恰恰就是掉进深渊里的一部分。
于是，父母双方的兄弟姊妹纷纷行动起来，伸出援手，在尽可能的情况下，你20元他30元的纷纷接济，让全家在艰难中度过了那段难以忘却的岁月。
现在想来，这或许也是父母当时活下来的唯一希望，是从精神上对父母内心无言的支撑，让他们相携走过了那段苦命的日子。
亲人们的加入，也让我们全家加速了离开老家的步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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